溥儒（溥心畬）（1896－1963）；楷書 露葉、春圃十一言聯
水墨灑金紙本 1955年作 92ｘ11cmｘ2
資料：《溥心畬：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209。

溥儒（溥心畬）（1896－1963）；蝴蝶圖冊
設色絹本 1950年代 17.5ｘ11.5cmｘ8
資料：《溥心畬：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54-155。

潘天壽（1897－1971）；游魚圖
水墨紙本 39ｘ121cm

張大千（1899－1983）；潑彩山水
設色絹本 1970年代 31ｘ108cm／（和服腰帶全長）31ｘ446cm
資料：《張大千：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84-185。

傅抱石（1904－1965）；鳴琴松聽
設色紙本 1945年作 87ｘ32cm
資料：《吳昌碩｜齊白石｜傅抱石：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218、276。《品畫錄》，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4月，p.106。

溥儒（溥心畬）（1896－1963）；九九消寒帖 水墨紙本 1955年作 91ｘ13cmｘ2 資料：《溥心畬：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208。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溥心畬文化行旅中的〈九九消寒帖〉──1955年旅韓題識的深層意涵

1955年，是溥心畬離散生涯中少數能以「文化象徵者」身分重返東亞文化舞台的關鍵一年，當時他隨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中央政務委員、文教領域核心人物）與甲骨文學者董作賓，共組一支結合文化、考古與書畫的訪問團，前往韓國講學交流，此行由朱家驊與韓國政府密切交涉促成，使溥心畬在政治流亡與文化遺民的雙重身分之外，再度被另一東亞國家以文學、書畫與歷史學養重新評價，正是在這趟旅韓期間，他為一幅先前於臺北寓所已完成大半的對聯補上「客漢城并書」，使作品的定位與精神意涵，遠遠超出一般書聯的範疇。 「每日一筆」的修行：九九消寒帖的生成過程 這件作品形式殊異，兩幅各九字，每字旁皆標明書寫日期，自十一月起筆，歷經十二月、正月，直至二月方告成，橫跨三個月，其緩慢而有節奏的生成過程，正體現溥心畬在臺寄寓期間「每日一筆」的書寫修行。字體以淡紅、青綠等彩線立骨，再以墨線細描外輪，讓彩線的骨架被「整理」成正式的字形，此種作法承自「九九消寒帖」的傳統體例——每字九筆，日書一筆，累積九九八十一日而成，全作融合筆法示範、色彩試驗與日課修持三重意涵，是溥儒書法中極為罕見的實驗性作品，絕非旅途中匆促成篇的即興之筆。 因此，1955年旅韓時所補題的「客漢城并書」，並非指作品完成於韓國，而是溥心畬藉以紀念此行、進行自我定位的題識：他將一幅具有高度私人性、日常修習意味，且能代表其性情、胸臆與人格世界的作品攜至漢城，並在當地補落題語，象徵他在離散境況中，重新將自身文化身分錨定於東亞文明共享的文化版圖之內。 孤清歲月中的精神日記 作品文意亦與旅韓背景相互映照——「屋後流泉幽咽洽香草」「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皆寓意新生、清源與復甦，是傳統士大夫內省與自我涵養的象徵語彙。1950 年代初期，溥心畬寄寓臺北市城區，境遇孤清，此作可視為他寄情四時、以自然寄託心性的精神日記，而當他於1955年首次以「文化承繼者」的姿態出訪韓國時，選擇攜帶此作，更顯他以真性情而非政治姿態面對外界：這件作品成為他在艱難歲月裡的內在肖像，也是最能呈現其精神面貌的象徵物。 旅韓遺存中的關鍵作品 更進一步說，這次旅韓是溥心畬自北京、上海、香港、臺北、日本之後，首次在另一東亞國家受到正式邀請，以文化傳統的代表者現身國際舞台。補題「客漢城并書」五字，不僅是行旅紀錄，更隱含清遺民在新時代中的多重身份認知：既是流亡者，也是文化承載者；不願從事政治表述，卻以文化自立；身在臺灣，精神家園仍寄託於中華文明的長流之中。 因此，這幅〈九九消寒帖〉不僅是一件書法作品，更是溥心畬在東亞文化坐標中重新定位自我、回望精神原鄉的關鍵象徵，它記錄了溥心畬於1950年代最真實的精神狀態，也是目前已知與 1955 年旅韓行程直接相關的極少數遺存之一，無論從文化史、溥儒研究或展覽詮釋角度觀之，皆屬極為關鍵的重要作品。  

溥儒（溥心畬）（1896－1963）；松鶴作壽二屏
設色紙本 51ｘ85cmｘ2

潘天壽（1897－1971）；溪旁幽居
水墨紙本 1929年作 85ｘ40.5cm
資料：《五千年巔峰 中國近現代彩墨名家精選集》，長流美術館，2011年6月，p.103。《百年華人繪畫 彩墨專冊》，長流美術館，2016年6月，p.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