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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溥心畬）（1896－1963）；行書中堂
水墨紙本 1950年代 60ｘ30cm
資料：《渡海三家 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彩墨精華特展》，長流美術館，2010年12月，p.232。《溥心畬：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223。

溥儒（1896－1963）；蒼松白鶴 設色紙本 1957年作 174ｘ90cm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硃砂松魄與北宗風骨 此幅〈蒼松白鶴〉承襲北宗山水的雄渾氣象，更在色彩運用上展現大膽突破，畫面採用貫通天地之垂直構圖，兩株蒼松自左下盤桓而起，枝幹如虯龍探空，具擎天之勢。本作最奪目之處，在於溥儒捨棄傳統墨色，獨運硃砂繪寫松樹主幹，硃砂乃純陽至寶，寓意吉祥，此舉既是對受贈者的崇高禮讚，亦達到「色骨交融」的至高境界。 上款解讀：以藝為禮的深情厚誼 上款人「震五先生」即方震五（1901–1994），字震武，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中華民國資深將領，抗戰期間屢建戰功，戰後歷任要職，並熱愛書畫藝術，與文人名家往來密切。此作為祝賀方震五先生五十三歲壽辰而繪，溥儒以如此煌煌巨製為友人賀壽，其情誼之深、禮數之重，不言而喻，畫中松鶴長壽的寓意、題詩中「福長樂百年」的祝願，皆是藝術家對友人最誠摯情感的投射，這絕非應酬之作，而是為知己量身打造的深情饋贈，讓藝術成為友誼的至高見證。

黃君璧（1898－1991）／溥儒（溥心畬）（1896－1963）／張大千（1899－1983）；清供圖 設色紙本 1955年作 64ｘ29cm 上款人：山田喜美子 照片： 左起為伊藤啟子、莊嚴、張大千、山田喜美子、黃君璧、溥儒與莊禹靈 1955 年合影於日本東京。 資料：《黃賓虹｜徐悲鴻｜黃君璧：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13。《溥心畬：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58。《張大千：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21、291。《品畫錄》，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4月，p.35。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異地重逢的因緣 1955年秋，溥心畬自韓國講學返程，短暫停駐東京，彼時的東京不僅是戰後文化重建的中心，也是東亞藝術交流的重要節點；張大千為籌辦畫展、搜羅古紙而旅居於此；黃君璧亦因出席藝術會議而停留日本，三位原以台灣為主要活動舞台的「渡海三家」，就在這樣的秋光之中意外交集，使異國城市成為他們情誼與創作再度交會的場域，身分、際遇與時代動盪共同構成了這場重逢的深層背景，使東京雅集成為三人藝術生命中特別明亮的片刻。 三家合筆的清供雅趣 這場東京雅集最珍貴的結晶，當屬三人合作贈予日本女史山田喜美子的《清供圖》；喜美子並非普通友人，實為張大千在日本的親密知己，她深諳中國書畫，與大千交往甚篤，常為其在日本的藝術活動提供協助，這幅贈予她的作品，因而更顯特殊，既是對知音的酬答，也是三大家藝術實力的集中展現。 畫作中三人分工明晰而自然，各展所長，又渾然一體。張大千以沉著之筆寫竹，修竹挺秀而立，枝葉疏密有法，青翠之意於筆端盡顯，展現其旅日期間筆意內斂、風格趨於精緻的另一面；黃君璧所作玉蘭，以淡赭與鵝黃層層敷染，花色溫潤如玉，枝幹蒼勁有節，於柔美中暗藏金石骨力，典雅中見剛健；溥心畬則以一件深藍長頸瓶統攝全幅，將竹與蘭納於瓶中，瓶身紋樣中更隱現「招財進寶」合體字符，寓意深長；復以翩躚蝴蝶點景，輕靈飄逸，為畫面添注生氣，更具畫龍點睛之妙，並題款記述，使畫面氣韻流轉，文意盎然，真可謂「補成並記」之妙筆，三家筆墨意趣相投，分工默契而相得益彰，誠為珠聯璧合之代表作。 清供深意與時代對話 《清供圖》雖以案頭清供為題，意境卻遠超畫幅之外，冷戰格局初定之時，台日之間的文化往來，既隱含敏感，亦具深遠意義。此作經由喜美子留存東瀛，成為文化跨越政治藩籬的象徵，見證在動盪年代中，藝術仍能維繫其獨立而自由的生命力，如同夜空中的微光，恒久照亮那一年東京清秋之中，三家筆墨交響、心靈相映的珍貴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