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錄 精選展品導覽手冊 筆墨情誼：上款與題跋中的故事 本展覽以「一筆一劃，皆為知己；一題一跋，盡是傳承」為脈絡，引領觀眾走進于右任（1879－1964）、徐悲鴻（1895－1953）、張大千（1899－1983）、 溥儒（1896－1963）、齊白石（1864－1957）等藝術巨擘的創作世界，我們不僅欣賞其筆墨的純粹之美，更解讀隱藏在「上款」與「題跋」中的人情故事、時代印記與鑒藏歷程，這不僅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文人雅集，也是一部鮮活的藝術生命史。更多精彩展品將同步於現場呈現，誠摯邀請您蒞臨參觀鑑賞。 展覽的脈絡以三大主題為核心 首先，在【滄桑歷盡‧時代的印記】中，我們會先感受到那個動盪年代的力量，于右任用如刀刻般有力的筆法，寫下對國家的深情祈願；徐悲鴻畫的奔馬昂首向前，成了民族精神的象徵；齊白石筆下的旭日東昇，本來充滿希望，卻因歷史背景而添上悲壯色彩；而汪兆銘的書法，筆勢中既有氣魄，也有糾結，如同他身處時代洪流中的掙扎與矛盾。這些作品不只是藝術創作，更是時代精神的縮影，讓人走進歷史、感受那份沉重的情感與責任。 接著來到【以藝會友‧知己的迴響】，氣氛開始變得溫潤柔和，這一區說的是友情、懂得與珍惜，張大千以潑彩山水贈友，溥儒用硃砂松鶴祝壽，作品不只是畫，更是一份心意、一段情誼，這些畫作就像朋友之間的信，只是不用文字，而是用筆墨傳達心意。 最後，在【題跋印證：藝術的考據與品鑑】中，觀眾會看到作品「後來的故事」，楊仁愷、米景揚等重量級鑑藏家在畫上留下題跋，就像為作品蓋上身分證，也為它們留下時代的註腳，這些題跋不只是鑑定，更是一段段歷史的延續，讓作品從創作當下活到了今天。 因此，這場展覽不只是「看畫」，而是與一群跨越時空的大師相遇，你會在這裡看到他們的豪氣、柔情、矛盾與信念，也會在一筆一墨之間，聽見屬於那個時代的聲音。 其後，我們將為各位簡要導覽本次精選展品，誠摯歡迎各位先進蒞臨指教，與我們一同細細品味。 【滄桑歷盡‧時代的印記】 聚焦時代洪流在藝術家身上留下的烙印，他們在動盪歲月中創作的作品，超越了個人際遇，承載了深沉的家國情懷與歷史擔當，這裡的筆墨，不僅是藝術，更是時代精神的載體與民族氣節的鏗鏘迴響。 ◆ 于右任〈有田無樹〉 魏碑書法對聯  藝術賞析：魏碑風骨與亂世祈願 此聯為于右任早期魏碑書風之代表，筆墨間凝鑄金石氣韻，於抗戰烽火中更顯精神力量，筆畫如刀劈斧鑿，起落收放之間盡顯斬釘截鐵之勢，成為民族堅韌意志的具象化表達，書於雲龍紋黃臘箋上，在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尤顯珍稀，聯文「有田皆種玉，無樹不開花」，以浪漫筆觸勾勒理想盛世的圖景，寄託著對戰亂中國土重建的深切期許，也展現了人們對和平與繁榮的殷切嚮往。 上款解讀：文武精神的時代共鳴 上款人「辭修先生」，即陸軍一級上將、抗日名將陳誠（1898－1965），爾後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此聯是後方文壇與前方戰場的精神共鳴，其剛正雄渾的書風，既是于右任作為監察院長的身份寫照，亦暗合受贈者作為軍人的鐵血氣質，它見證了二人歷經烽火與時代劇變的共同理想與未竟之憾，承載了一代人在歷史洪流中的悲壯與蒼涼。 […]

[…] 東方文化與藝術的深度交匯 跨海交流中的藝術璀璨：日本藝文界在台灣的深遠影響 近年，藝術市場出現了許多以日本回流為主題的精彩藝術品。「千里乘風：日本回流之名家藝術精品展」正是以此為主軸，展出的作品大多是透過藝術家之間的互動，包括饋贈、交友、買賣及展覽等多種渠道，或直接在日本創作而成。隨著中國藝術市場的升溫，這些作品跨越海洋，乘風而至，形成一波又一波的熱潮，推動著市場的發展，展現出璀璨的百花爭艷之景。 期間展出的日本回流藝術作品中，部分出自於日本名家。他們因緣際會與台灣藝文界人士交流、遊歷，甚至在當地定居，從而在地理和時代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並間接吸引了許多海外藏家的青睞。比如，被譽為日本南畫雙璧的小室翠雲（1874-1945）與松林桂月（1876-1963），他們將日本傳統南畫賦予新意。在日治時期，兩位藝術家先後遊歷台灣，與當時的台灣名家林玉山、朱芾亭等人頻繁往來，賦詩酬唱，以詩畫交融的方式，成就了文藝壇上一段佳話。 再如石川欽一郎（1871-1945），自1907年起來到台灣，對於舉辦官辦美展和推廣藝術教育貢獻良多。他指導創建畫會，提攜後進，當時的藝文佼佼者如李石樵、藍蔭鼎、李澤藩、陳澄波等皆出於他的門下，可以說是台灣近代西洋美術的啟蒙者與美術教育的開創者。他的創作特色為藝術文化的發展增添了非凡的價值。石川欽一郎熱愛水彩，曾留學英國專攻水彩技法。在他的作品《琵琶湖畔大溝》中，對光影的明暗和層次展現得淋漓盡致，筆法優雅而浪漫。 同樣，木下靜涯（1887-1988）在前往印度石窟途中來訪台灣時，被淡水的風光所吸引，決定定居於此。在台灣期間，他以四條派畫風描繪台灣的山川與特有的花鳥，留下了大量珍貴的藝術紀錄。此外，橋本雅邦（1835-1908）、竹內栖鳳（1864-1942）、鏑木清方（1878-1972）、三尾吳石（1884-1946）以及伊東深水（1898-1972）等日本藝術家的作品，亦在日治時期的台灣文藝壇上佔據了舉足輕重的地位。他們通過多樣化的文藝交流，為台灣的藝術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文化氛圍。 其中，部分展品甚至來自上世紀日本三大家族之一的石井光次郎（1889-1981）舊藏。石井光次郎曾擔任台灣總督府秘書官，並在國民政府與日本交流的日華懇談會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返日後，他擔任日本眾議院議長、副總理及法務大臣等多個重要職位，並熱愛書畫與文物，收藏極為豐富。 文化交流下的藝術熱潮：中國水墨的突破與傳承 日本擁有豐富的海外名品收藏，特別是中國名家的畫作，更是令人津津樂道。這些作品的來源多樣：首先，日本的傳統書畫藝術深受中國唐宋以後風格的影響，尤其是在明治時期之後，日本人多次進行大量搜訪，許多中國名家的作品紛紛流入日本，被珍藏於此。此外，一些作品則源於與日本藝術家的交流。例如，吳昌碩與日本書法家日下部鳴鶴（1838-1922）及篆刻家河井荃廬（1871-1945）等名家結識，隨著其名聲的擴展，許多日本書畫家也紛紛拜師於他，對日本藝壇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同時，日籍收藏者的人數也在不斷增加，本次推出的《依樣》、《古樹參雲》、《碩桃圖》、《歲朝清供》等作品，均為其代表之作。 其次，近年來，日本積極汲取歐美文化藝術，在各方面大力推動相關教育、社團及展覽等藝事，成為許多亞洲國家學習歐美文化藝術的重要途徑。因此，一些中國藝術家如徐悲鴻、 溥儒、潘天壽、張大千和傅抱石等，曾相繼前往日本留學，考察美術教育。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可以察覺到，經過西洋藝術的視覺衝擊，他們的創作逐漸出現反思與求新求變的跡象，甚至融合了不同的風格。這樣的交流使得當時中國書畫名家在日本贏得了知名度，隨之而來的是眾多藏家開始爭相收藏他們的大作。 這些來到日本的中國書畫名家作品，大多經過藏家的重新裱褙。例如，吳昌碩的《歲朝清供》、徐悲鴻的《戰馬圖》、溥儒的《八駿圖冊》和傅抱石的《峽谷輕舟》等作品，都展現出清雅典雅的日本裱裝風格。此外，還有一些作品是透過參展流入日本的。1922年，陳師曾攜帶齊白石的畫作前往東京參加中日聯展，憑藉著在似與不似之間的寫意情趣，以及濃艷潑辣的色彩，創作出令人驚豔的佳作，隨即受到藏家的追捧，並在藝術市場上屢創天價。 戰後，長期旅居日本的陳永森更是以異軍突起的姿態在日本綻放台灣之光。胡念祖、朱銘等人也曾在日本舉行展覽，為日本藝壇掀起了一波收藏風潮。 宗教藝術在日本：禪宗繪畫的發展與文化影響 此外，宗教藝術在日本藝文發展中扮演著重要角色，早在奈良時代便已相當頻繁。隨著道元禪師和榮西禪師負笈中國學習禪宗，回國後創建道場，使得禪宗藝術在日本繪畫中得以更為豐富與成熟，並受到日本藏家的珍愛。例如，清初四僧弘仁、石濤、髡殘和八大山人，以簡潔而意深遠的禪境繪畫名震當時，早在中國市場崛起之前，就已受到日本藏家的青睞。 弘仁作為代表畫家之一，潛心修法，其展出的作品《江岸竹居》佈局簡約，筆法清勁俊雅，散發著禪趣。石濤的《詩意山水圖》裱褙上有近現代名家張伯英、溥儒和張大千的題跋，內容寫道：「落筆如風馳雨驟，仙乎！」無不表達對石濤脫俗創作和「法自我立」理念的讚歎。而八大山人則以水墨寫意的花鳥作品《湖波漁間》和《荷花水鳥》，在眾多畫作中獨樹一幟。 本次「千里乘風：日本回流之名家藝術精品展」，跨越時間與空間，梳理多元藝文互動之美。展覽將不同時代背景與豐富的藝術面貌在同一時空中完整而盛大地呈現。這不僅是對日本回流特有藝術品的展示，更是共同見證藝術精品傳承歷史的重要足跡。我們期待各界共襄盛舉，共同成就這場藝術盛宴。 聯合展出 絕版限量藝術珍藏酒：SPEY 威士忌 […]

[…] cm [/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column] [vc_column_text woodmart_inline=”no” text_larger=”no”]此幅作品的尺幅寬度約二尺，因張大千時常以荷花入畫，且其創作的巨幅荷花常以荷葉、荷莖的鋪墊，帶出荷花綻放時特有的誇張斜勢，製造震撼、戲劇化的視覺效果。 畫作整體構圖配置以自然、恬淡為主軸，並以淡青色調烘染，帶出雨過天青時，白日清朗的畫作調性，其中荷葉以大筆揮灑而成，墨韻鮮明；輔以淡墨鈎勒的荷花，從荷葉後方探頭而出，頗有「猶抱琵琶半遮面」的掩映趣味；荷花花蕊則以朱砂點出，在畫面中添起點醒主題的重要作用；吸引觀者靜靜於遠處佇立欣賞，張大千僅需以此畫作的獨特水墨手法表現，便足以在繪畫史中佔有一席之地。  [/vc_column_text][/vc_column][vc_column][vc_column_text woodmart_inline=”no” text_larger=”no”] 水墨畫作品2： 溥儒（1896－1963） 聊齋畫皮 設色紙本 29ｘ19 cm 溥儒曾以蒲松齡《聊齋志異》中的〈畫皮〉為題，畫惡鬼手持畫筆於几案上彩繪著美女，而一位書生在月夜中隔窗觀看。 溥儒以不同筆法的作畫手法作為角色差異－鬼怪以粗重且多波磔的短線條，凸顯其軀體肌肉的嶙峋起伏，圖式來源乃援用京都市大德寺真珠庵藏本的土佐光信〈百鬼夜行圖〉以為作畫參照；而書生與美女的部分，特別以勻細的筆法勾描；作為景物與前後景布置的茶几、桌案與窗櫺則以遒勁緊緻的直線條勾勒。當面對畫作時，看著書生所注目之畫美女的鬼怪，巧妙地在觀者、書生、鬼怪與美女之間，形成了另一幅後設畫作結構。   水墨畫作品3：李可染（1907－1989）江上行舟 設色紙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