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流畫廊與題額因緣
談起張大千先生為「長流畫廊」題字一事，背後實有一段值得記述的因緣。長流畫廊創立於1973年，是台灣重要的藝術經營與收藏交流平台。1979年，畫廊新大樓落成之際，蔣干城先生（蔣介石親信蔣伯誠的族孫）特地帶來張大千先生親筆題寫的「長流畫廊」四字，作為畫廊招牌。據蔣先生所述，此幅題字是由當時《國語日報》社長羊汝德先生專程懇請張大千先生書寫。這四個字筆勢開張、神采灑落，盡顯大師風範。而更重要的意義在於，它讓「長流畫廊」從創立之初，便與近代藝壇的重要人物建立了連結，成為畫廊文化傳承與藝術精神的具體象徵。
長流與張大千友人圈之往來
要理解這幅題字背後的深厚淵源，必須從羊汝德先生談起。1977年，張大千先生返回台灣定居，於外雙溪興建摩耶精舍。在精舍落成之前，他曾短暫寄居於羊汝德先生家中。羊汝德先生身兼報人、藝評家與書畫鑑賞家，長年活躍於台灣文化界，人脈廣闊，與張大千先生交情匪淺。憑藉他在媒體與藝文界的深厚影響力，對於張大千先生晚年返台後的文化傳播，確實提供了重要的助力。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長流畫廊與羊汝德、蔣干城二位先生的往來逐漸加深。他們本就與畫廊交情深厚，加上地緣之便，日常互動頻繁，並非僅止於藝文場合的禮貌性往來。經過長年累積，我們之間不僅建立了穩固的友誼與信任，也讓畫廊與張大千先生周遭的友人圈連結更加緊密。
這份緊密的關係，更進一步延伸至香港著名收藏家、也是張大千先生摯友的徐伯郊先生，國立歷史博物館展覽主任秦景卿先生，以及張大千先生的門人張孝義先生。這幾位分別在書畫流通、鑑藏與研究領域各具分量，並與長流畫廊一直保持著長期而穩定的往來。
正因如此，長流逐漸成為張大千先生作品與藏品的大本營，而這背後泰半來自大千居士身邊這些好友的鼎力提供與支持。不僅如此，中央日報社長黃天才先生、製楹聯名家張佛千先生、詩人暨古物鑑定家楚戈先生，以及香港《大成》雜誌總編輯沈葦窗先生、劇作家熊式一先生、攝影家暨「梅雲堂」創辦人高嶺梅先生、著名程派票友高華先生與《藝海》雜誌總編輯文震齋等，也都是長期支持長流的主力。可以說，若無這些藝文界摯友持續扶持與相助，長流也難以累積今日如此深厚的張大千收藏底蘊。
印信遞藏所反映之關聯
如果說題字是最鮮明的象徵，那麼幾方印章的流轉，則為這段關係留下了更為具體的線索。其中，「張爰大千」一印，原與羊汝德先生為張大千先生祝壽的情誼有關，其後經由長流畫廊遞藏；而「閉門造車」一印，則是張大千先生生前最後一幅巨作《廬山圖》所用印章之一，後來由徐伯郊先生轉讓予長流。
這兩方印雖來源各異，但最終都匯聚於長流的收藏脈絡之中。它們所見證的不只是文物的流轉，更具體說明了長流與張大千先生友人之間，確實存在著長期而深刻的往來。將這些印信與題字相互對照，這段情誼便顯得更加完整而具體。
題額背後的文化意義
整體而言，張大千先生題寫「長流畫廊」，固然是一段值得傳頌的藝壇佳話，但其意義絕不僅止於名家題字本身。若將其放回羊汝德、蔣干城、徐伯郊等人所構成的交遊網絡中來審視，便能清楚看到，長流與張大千先生周遭友人之間，曾經存在著一段持續而深厚的文化連結。
匾額、印信與遞藏，這些線索彼此呼應，也讓「長流畫廊」四字所代表的，不再只是一間畫廊的名稱，而更像是一段近代台灣藝文往來的珍貴縮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