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術品

溥儒（1896－1963）；《四時生肖譜》二十四開冊
設色紙本 1955年作 16ｘ22cmｘ24
上款人：小泉先生

溥儒（1896－1963）；招財進寶 設色紙本 1956年作 27.5ｘ14cm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福自筆生，寶從心來——溥儒《招財進寶》的文人雅趣與收藏價值 《招財進寶》為溥儒於1956年創作的設色紙本小品，尺寸27.5×14 cm，作品以傳統吉祥語為題，構圖凝練嚴謹，筆意細膩而精緻，兼具文人書卷氣與民間祥瑞意涵，溥儒以細筆勾勒財神形象，線條圓潤流暢，設色沉靜典雅，將民俗題材提煉為文人畫的清雅格局，人物神態祥和而不落俗套，筆墨間滲透出儒雅之氣，展現他以文人筆墨融通世俗信仰的獨到視野，畫中所呈現者，不僅是招財之象，更是一種「以道致富、修德養心」的文化理想，寄寓溥儒將福德與修身並重的儒家精神。 兼論長流本與佳士得拍品之對照與藝術史意義 相較於佳士得2017年拍售的《增福財神象》（設色紙本 61×20 cm，成交價 HK$2,375,000），兩作雖同以財神為題，表現語彙卻風格迥異：佳士得拍品為稍大立軸，人物形象宏偉莊嚴，氣象端凝；長流藏本則精巧清雅，筆韻含蓄悠遠，適於案頭靜賞，前者重在儀典之勢與富貴之相，後者則以靜穆文雅取勝，顯現溥儒於同一題材中靈活轉換的筆墨語言與心境深度。 溥儒精於山水、人物，亦擅花卉、翎毛、走獸與草蟲，吉祥題材之作傳世極為少見，《招財進寶》堪稱其「以小見大」的代表，既展現他將文人筆墨拓展至民間信仰題材的創作包容性，也補足學界對其「吉祥人物」系列的研究空白，此作在藝術史與收藏層面皆具獨特價值——不僅是文人精神與民間信仰交融的見證，更為溥儒晚年筆墨中溫潤從容、寄德於藝的典範之作，體現他以筆為道、以畫修心的藝術哲學。  

張大千（1899－1983）；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 設色絹本 1949年作 173ｘ84cmｘ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敦煌之緣與遐庵情誼的起點 從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開始，我們得以追溯張大千敦煌緣起，也得以看見他與葉恭綽跨越二十年的深厚情誼，這幅畫不僅是一件藝術作品，更是一段文化記憶、一段文人心事的具體見證。 1928年，張大千與葉恭綽因共同擔任「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而結識，葉恭綽，號「遐庵居士」，是近代書畫界、收藏界與文史學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在與年輕的大千談畫時，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人物畫自唐吳道子、宋李公麟之後，已久無巨匠出現；仇英柔媚、陳洪綬詭譎，清代更乏振衰起弊之人，他勸大千不要困於當時盛行的山水、花卉，轉而投身人物畫創作，開創新境，這一席話，成為大千心中不滅的火種。 敦煌歲月：臨摹與信念的實踐 1941年，張大千西渡流沙，攜眷駐紮敦煌莫高窟與榆林窟兩年餘，親手臨摹魏、隋、唐、宋等時期的佛教壁畫三百餘幅，他以藝術家的敏銳與史家的責任，記錄風化中的壁畫，為後世留下無可取代的影像資產，多年後，他曾感念地說：「皆先生啟之也。」這位「先生」，正是遐庵居士葉恭綽。 作品賞析：唐風華韻與宗教莊嚴 這幅張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正是這段敦煌歲月的巔峰之作，作品以左右對開構圖，共八位伎樂菩薩對稱排布，展現唐朝佛國法會「八音供佛」的莊嚴景象，左幅四位持笙、簫、笛、手鼓，身姿婉轉靈動；右幅四位持排簫、琵琶、拍板、鈴鼓，神情靜穆安然，此類「八伎樂菩薩」的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屢見不鮮，營造出節奏分明、層次豐富的音樂場景，象徵佛國法會的神聖與喜樂，也映照唐代中原與西域音樂文化的交融盛況。 作品中的天人烏髮如雲，僅以簡約的頭飾輕輕點綴，頸項與胸前佩戴瓔珞珠飾，身著貼身短衣與輕薄飄帶，下襬裙褶自然垂墜，形象莊嚴而優美，畫面設色以朱紅、赭石、石青、石綠為主，墨線勾勒細節，色彩明亮富麗，細看之下，局部顏料已有微微剝落、氧化痕跡，呈現細緻斑駁的質感，讓整幅作品在華麗之餘，多了一層歷史的厚度與歲月的氣息，彷彿時間本身也被封存於其中；畫面外圍特別增飾一圈色彩繽紛的雲紋邊框，纏枝雲葉紋理婉轉流動，與伎樂菩薩輕盈的律動姿態相互呼應，營造出如壇城般神聖的法會空間氛圍，使畫面不僅完整而富有節奏感，也更具宗教藝術的莊嚴儀式性。 張大千在敦煌的創作，對特別精彩的題材常會有「一稿多本」的現象，即以同一底稿臨摹數幅，其中部分作品自藏，部分則贈予摯友與重要人士，作為情誼與身份的象徵，〈伎樂菩薩對幅〉便是一例，1949年，大千即將遠赴海外，在這個充滿變動的年代，他特意將這幅精品題贈葉恭綽，畫幅左下落款：「遐庵居士供羖，己丑之夏蜀郡近事男張大千。」短短一行字，承載的是對恩師的由衷感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