藝覽窗前
楊善深(1913-2004)行草五言聯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筆墨因緣四十載——我與楊善深老師的翰墨情誼
➤➤【口述:長流美術館館長 黃承志】 我與楊善深老師的情誼,始於對其藝術的深深共鳴,那些年,只要他有新作面世,我總是第一時間登門拜賞,每次必定傾心收藏二十餘幅,我們的交往,不僅在於收藏,更在於藝術上的相知。 丙寅補題:四十年前的工筆《游魚》 1986年(丙寅年),我帶著一幅早年從楊老師弟子處得到的《游魚》作前去請他鑑定,這是一幅他1940年代的工筆精品,當初未及題款,楊老師一見此畫,頓時朗聲大笑,憶起這確是他年輕時的作品,欣然提筆補題:「此作是為四十年前舊作,承志兄攜以相示,並下題誌之,丙寅,善深。」並鈐上印章,為這幅遺珠完成了最後的認證。 此時的楊善深,已屆七十九歲高齡,早已是嶺南畫派公認的泰斗,與趙少昂、關山月、黎雄才並稱「嶺南四大家」,藝術地位崇高。這幅《游魚》是他早期少見的工筆力作,畫中鱖魚昂首欲躍,逐逗水面的桃花,水波輕漾,蘆葦斜逸,以極細膩的筆觸捕捉了水中生命的靈動一瞬,他早期對自然形態的深刻觀察與傳統功力,在此作中一覽無遺。 丁寅贈聯:筆墨中的風雷之氣 隔年,也就是1987年(丁卯年),我再度前往拜訪,那次,楊老師特意拿出一幅《行草五言聯》贈予我,並說這是他非常滿意的作品,上款題「承志吾兄留念」,令我十分感動。 這幅對聯筆墨濃稠渾厚,氣勢磅礡,右聯書「乙地月留隱」,左聯書「文章起風雷」,當時他已八十歲,人書俱老,其書法融合了繪畫的破筆與皴法,結構開闊,字裡行間充滿呼吸的韻律與風雷激盪之勢,這不僅是他書藝的巔峰體現,更是他文人風骨與豪邁氣魄的寫照。 情誼與藝術的見證 回想這兩次經歷,從丙寅年為舊作《漁》補題,到丁卯年贈我《行草五言聯》,不僅見證了我與楊老師的深厚情誼,也恰恰展現了他藝術生命的兩個面向:一是早期工筆的嚴謹與靈動,二是晚年書法的磅礡與渾融;這兩幅作品,一如清洌的流水,一如奔騰的風雷,共同構成了楊善深先生完整而偉大的藝術世界,也成為我與他之間最珍貴的翰墨因緣。溥儒(溥心畬)(1896-1963)九九消寒帖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溥心畬文化行旅中的〈九九消寒帖〉──1955年旅韓題識的深層意涵
1955年,是溥心畬離散生涯中少數能以「文化象徵者」身分重返東亞文化舞台的關鍵一年,當時他隨朱家驊(時任國民政府中央政務委員、文教領域核心人物)與甲骨文學者董作賓,共組一支結合文化、考古與書畫的訪問團,前往韓國講學交流,此行由朱家驊與韓國政府密切交涉促成,使溥心畬在政治流亡與文化遺民的雙重身分之外,再度被另一東亞國家以文學、書畫與歷史學養重新評價,正是在這趟旅韓期間,他為一幅先前於臺北寓所已完成大半的對聯補上「客漢城并書」,使作品的定位與精神意涵,遠遠超出一般書聯的範疇。 「每日一筆」的修行:九九消寒帖的生成過程 這件作品形式殊異,兩幅各九字,每字旁皆標明書寫日期,自十一月起筆,歷經十二月、正月,直至二月方告成,橫跨三個月,其緩慢而有節奏的生成過程,正體現溥心畬在臺寄寓期間「每日一筆」的書寫修行。字體以淡紅、青綠等彩線立骨,再以墨線細描外輪,讓彩線的骨架被「整理」成正式的字形,此種作法承自「九九消寒帖」的傳統體例——每字九筆,日書一筆,累積九九八十一日而成,全作融合筆法示範、色彩試驗與日課修持三重意涵,是溥儒書法中極為罕見的實驗性作品,絕非旅途中匆促成篇的即興之筆。 因此,1955年旅韓時所補題的「客漢城并書」,並非指作品完成於韓國,而是溥心畬藉以紀念此行、進行自我定位的題識:他將一幅具有高度私人性、日常修習意味,且能代表其性情、胸臆與人格世界的作品攜至漢城,並在當地補落題語,象徵他在離散境況中,重新將自身文化身分錨定於東亞文明共享的文化版圖之內。 孤清歲月中的精神日記 作品文意亦與旅韓背景相互映照——「屋後流泉幽咽洽香草」「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風」皆寓意新生、清源與復甦,是傳統士大夫內省與自我涵養的象徵語彙。1950 年代初期,溥心畬寄寓臺北市城區,境遇孤清,此作可視為他寄情四時、以自然寄託心性的精神日記,而當他於1955年首次以「文化承繼者」的姿態出訪韓國時,選擇攜帶此作,更顯他以真性情而非政治姿態面對外界:這件作品成為他在艱難歲月裡的內在肖像,也是最能呈現其精神面貌的象徵物。 旅韓遺存中的關鍵作品 更進一步說,這次旅韓是溥心畬自北京、上海、香港、臺北、日本之後,首次在另一東亞國家受到正式邀請,以文化傳統的代表者現身國際舞台。補題「客漢城并書」五字,不僅是行旅紀錄,更隱含清遺民在新時代中的多重身份認知:既是流亡者,也是文化承載者;不願從事政治表述,卻以文化自立;身在臺灣,精神家園仍寄託於中華文明的長流之中。 因此,這幅〈九九消寒帖〉不僅是一件書法作品,更是溥心畬在東亞文化坐標中重新定位自我、回望精神原鄉的關鍵象徵,它記錄了溥心畬於1950年代最真實的精神狀態,也是目前已知與 1955 年旅韓行程直接相關的極少數遺存之一,無論從文化史、溥儒研究或展覽詮釋角度觀之,皆屬極為關鍵的重要作品。楊三郎(1907-1995)嘉義公園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陳澄波與楊三郎的嘉義之約
嘉義,是風景畫家夢中的舞台,從舊城轉型的過程中,公園不僅是地景,更是歷史與記憶的容器;本主題以「嘉義公園」為共同出發點,邀請觀者走進兩位台灣近代繪畫巨匠——陳澄波與楊三郎——筆下的世界,看見他們如何以各自的視角與筆觸,書寫這片熟悉又深情的土地。
一處池水波光粼粼的公園,在兩人眼中,呈現截然不同的情感語彙:
1930年代的陳澄波,以鮮明色彩與幾何構圖,刻劃出都市化進程中的生命躍動;而戰後的楊三郎,則以光影層疊與自然筆調,沉靜地描繪風景背後的心靈流動。
陳澄波(1895–1947)與楊三郎(1907–1995),一位是日治時期本土油畫的旗手,一位是戰後台灣風景畫的拓荒者,兩人皆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回台後共同創立台陽美術協會,致力於推動本土藝術教育與展演制度,這份對於藝術的熱忱與理想,成就了他們跨越時代的精神交會。
儘管生命軌跡不同,兩人始終在畫布上展開無聲的對話,兩人雖未曾於同一時間描繪相同地景,但他們的作品,正如兩條交錯的河流,在台灣美術史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陳澄波與楊三郎的藝術對話
在陳澄波的《嘉義公園》中,畫面以古榕盤根錯節為中心,枝葉覆蓋水面,水中鶴群與白鵝悠游其間,岸邊則見紅燈籠、曲橋與亭榭,人物隱現於林蔭步道間,構成一幅充滿生機與靜謐交錯的在地風景畫,他以鮮活的色彩與濃厚的筆觸,捕捉自然與人文交融的瞬間,呈現出對地方情感的真摯凝視,亦展現其融合西方構圖與本土風景的藝術語言。
相較之下,楊三郎筆下的《嘉義公園》是一幅內在寧靜的投射,他以戶外寫生的自然筆法,刻意排除人物,強化了畫家與自然之間無聲的對話,為觀者留下沉思與感受的空間,畫中水光與林影被轉化為情緒的載體,構築出簡約而深邃的詩意氛圍,構圖不求戲劇張力,而著重光影與色塊層疊所引發的情感共鳴,呈現出深秋暮色中溫柔靜謐的美感,其意境之深,足與米勒的《拾穗》、莫內的《睡蓮》比肩,堪為印象派經典精神的當代表現。 潘天壽(1897-1971)芭蕉梅竹金地屏風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前言:筆墨立言的時代回聲
在二十世紀中國動盪的歷史進程中,潘天壽(1897–1971)以堅實筆墨為時代立言,他不僅是畫家,更是一位以文化為志的守望者;不僅書畫俱精,更以教育與理論奠定中國畫現代轉型的基石,面對民族危亡與文化交錯的時代課題,潘天壽選擇以松石為象、殘荷為言,筆底不見戰爭的硝煙,卻字字句句都是民族精神的挺立。
筆墨的靈魂:剛柔並濟的藝術語言
在這場特展中,我們特別聚焦他於抗戰與新中國時期的代表之作——一件風格獨具的金地屏風畫,這件作品分為左右雙幅,畫面由高低錯落的芭蕉葉、墨竹與紅梅交織而成,構築出一幅詩意盎然的冬令景象,翠鳥安棲其間,姿態靈動,彷彿一抹生機破靜而來,悄然成為整幅畫的視覺重心與靈魂所在。
此作尤為特殊之處,在於其筆墨與指畫的並用,潘天壽以傳統筆法施以「側鋒」「頓筆」等變化,搭配指擦、拍點等技藝,使畫面充滿節奏與張力,芭蕉葉筆勢剛健如斧劈,梅枝以枯筆與淡赭交融,既見剛勁骨架,也含柔婉韻味,整體肌理層層堆疊,尤其在金地留白的映襯下,更顯墨色厚重、氣象萬千。
畫作左幅的題跋,是潘天壽晚年書風的代表,筆意奔放中見沉著,書體融合篆、隸、草書之意,展現其「書畫同源」理念,亦與畫面相映成趣;題句「清格入品毫端」,深蘊畫家對書畫精神的理解——情感與人格融於筆墨之端,方能入品之列、臻於上乘;署贈對象為日本知名文化人物西園寺公一,亦見此作所懷之文化外交情誼。
文化的脊梁:堅守傳統與創新之間
在那個文化急遽轉型的年代,中國畫面臨西風東漸的衝擊與質疑,潘天壽堅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竹、梅為象徵,重申人格與風骨的價值,他不拘泥於傳統技法,反而將指畫融入,開啟媒材與感知上的創造性實驗,為中國畫拓展出新的形式與美學可能。
金地的使用,不僅是一種視覺華美的處理,也象徵著儒道佛思想的深層交融,畫中的留白與墨色構成虛實之間的對話,道出東方哲學中「無為而成」、「有無相生」的精神風貌,整件作品不只是裝飾性的呈現,更是一場筆墨、思想與歷史的共振。
正如潘天壽所言:「畫竹不是學文人,是從石濤、八大山人來的。」這幅屏風無疑體現了他對文人畫精神的現代表述,大畫幅、大氣勢、大格局,是他對時代回應的方式;而筆與指的融合、書與畫的合一,更是他個人風格的集中體現。
觀賞此畫,不僅是進入一位藝術家創作的世界,更是重新凝視文化記憶的一次深刻旅程,潘天壽以筆墨為骨,以精神為魂,將「藝術即文化」的信念落實於紙上,在這片金光之中,我們或許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時代的力量——堅毅而沉靜,如孤松立雪,峻石迎風,為後世留下文化的脊梁與筆墨的靈魂。 汪兆銘(1883-1944)〈江山風雪〉書法對聯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風骨猶存與內心寫照
此副對聯以行書寫就,筆勢沉穩,結構清秀,筆畫間流露出嫻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傳統功底,給人一種文雅從容的視覺感受。釋文「江山開眼界,風雪煉精神」是極具氣魄與哲理的佳句,字面上歌詠了一種以壯闊河山開拓胸襟、以嚴酷環境砥礪意志的崇高境界。
上款解讀:悲劇性承載的精神自畫像與時代切片
上款人「潘伯鷹」(1905-1965),為當時著名的學者、詩人與書法家,在文壇具有深厚聲望與影響力,其身分本身即承載重要的文化象徵,汪兆銘選擇將此作饋贈給他,清楚顯示出其仍積極與文化界保持聯繫,藉以營造政權的「文化合法性」與形象工程。
然而,當這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話語,與書寫者汪兆銘在 1940 年的歷史身份與政治行動並置時,便產生了強烈的歷史反諷與深刻張力,這一方小小的上款,如同時代的切片,折射出知識分子在大時代洪流中所面對的複雜政治處境與艱難抉擇,也讓這件作品超越書法本身,成為見證歷史與價值觀衝撞的重要載體。 徐悲鴻(1895-1953)奔馬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悲鴻墨骨與民族魂
這幅作於1944年的〈奔馬〉,是徐悲鴻藝術風格最成熟時期的代表,他融合西方寫實主義與中國筆墨精神,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悲鴻馬」,駿馬四蹄騰空、頭頸高昂,以一種一往無前的姿態向前衝刺,其以酣暢淋漓的氣韻與精準有力的線描相結合,使馬既具備西洋畫的造型準確度,又不失中國寫意畫的筆墨神韻,這匹馬是人格化、時代化的精神圖騰,象徵著在民族危難之際,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屈意志。
上款解讀:鐵血見證的時代共鳴
上款人「梧生將軍」即抗日名將吳奇偉(1902–1953),字梧生,曾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及華南防衛總司令等要職,是華南地區重要的軍政實力派人物,為當時中國軍政舞台上極具代表性的將領之一。徐悲鴻將這幅充滿力量的〈奔馬〉贈予前線指揮官,是一次「文膽獻武將」之舉,是後方文化界對前線將士的最高致敬與聲援,這幅作品因此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精神的視覺象徵,它的筆墨間,浸透了戰爭的苦難與民族的不屈。 于非闇(1889-1959)四季花鳥屏
設色灑金紙本 1943年作 63x21.5cmx4
鑑藏印:榮寶齋珍藏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金地流光,花鳥傳情
于非闇(1889-1959),原名照,字非闇,號梅邨,近現代著名工筆花鳥畫家,早年師從陳師曾,融匯宋元院體與文人筆意,並吸收西方寫生與設色技法,形成典雅清新的個人風格,是近代花鳥畫承古開新的代表人物。
〈四季花鳥屏〉完成於1943年,為于非闇五十四歲時的精心之作,此期正值于非闇個人藝術風格臻於圓熟、技法邁入化境的黃金時期,畫家擇金箋為底,以雙勾重彩之法,層層敷染細膩設色,將「春、夏、秋、冬」四時之景,凝鑄為四幅呼應自然節律的畫屏。四屏主題分別為:「春木鸚鵡」寓「迎春報喜」,「夏牡丹鸚哥」寓「比翼雙飛」,「秋桂花雀」喻「和合清節」,「冬荷翠鳥」象徵「清廉堅貞」,隨著四時遞嬗次第展開,全作節奏明暢、構圖精嚴,色彩溫潤雅致而不流於豔俗,四屏相映,宛若四闋無聲的詩章——春萌希望、夏綻繁盛、秋揚高潔、冬蘊沉靜——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于非闇以筆墨書寫四季流轉、心物交融的詩意境界。
此作既承宮廷繪畫之華貴氣象,亦蘊文人筆意之清逸靜氣,富麗中見幽雅,端莊中藏靈動,如此四條屏之構,已超越傳統花鳥畫的框架,開創出別具時代風華的藝術境界。于非闇以精湛筆法與高雅氣韻,奠定其於近現代中國藝術史上的重要地位,為藝壇所推崇,亦為後世所珍視。
藏印|榮寶齋珍藏
榮寶齋前身為「松竹齋」,創建於1672年(清康熙十一年),為中國最具代表性的書畫經營老字號之一,歷經三百餘年風華,榮寶齋不僅是書畫經營場所,更是深具影響力的文化品牌,見證了近現代中國藝術的發展與流傳,此作四屏每幅右下方裱褙處皆可見榮寶齋鑑藏印,印記端正清晰,為其流傳有序與權威收藏之重要證明。
齊白石(1864-1957)燈下蛾影圖;李苦禪題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簡約筆墨中的深邃意境
齊白石以深厚的筆墨功力與獨具慧眼的象徵視角,將生活中細微之物昇華為蘊涵哲理的藝術意象,在他浩瀚的創作題材中,燭火與飛蛾的主題雖屬少見,卻堪稱其晚年藝術語彙中意蘊深遠的代表之作,《燈下蛾影圖》正是此類象徵性創作的典範,筆墨簡潔,意境深幽,餘韻無窮。
畫中僅見一盞孤燈、一隻撲火的飛蛾,兩者構成動靜交融、虛實相生的畫面,這看似尋常的組合,實則蘊含深刻哲思:既寓人性對光明的追尋,也映照人生面對宿命的掙扎,折射出齊白石「以小見大、以拙寓智」的藝術觀。
構圖極盡簡約:燈臺以濃墨重筆勾勒,穩重而沉著;火焰僅以一抹朱紅點染,成為畫面與精神的雙重焦點;飛蛾則以淡墨勾描,姿態輕靈,如正迎光而舞。黑、紅、白三色對比鮮明,留白之處虛實開闊,使畫面在靜謐之中孕育張力,齊白石以最簡省的筆墨語言,營造最豐富的精神內涵,充分體現其晚年「妙在似與不似之間」的美學追求。
李苦禪題跋的禪意詮釋
畫幅上方有齊白石弟子李苦禪所題一跋:「燈明晝而如木解昧處,此白石老人畫憶於目前濃然。禪敬題。」此語簡意遠,富含禪機,為畫意增添哲學深度。
「燈明晝而如木解昧處」,語涉光明能破除迷障之意,將畫中燈火之光比擬為洞照幽暗的智慧之燈,如木之理節分明,無所罣礙,象徵本畫具有開悟破妄之力,與禪宗「明心見性」之旨相契,「畫憶於目前濃然」則為對白石筆意的由衷讚賞,「濃然」不僅指墨色酣暢、筆勢雄渾,更是情感充沛、意境雋永之寫照。
此題跋不僅為畫作賦予深層哲理詮釋,更是齊白石與李苦禪之間師徒情誼與精神對話的具體展現,畫以形傳神,跋以文釋心,二者相映生輝,共同建構出一幅藝術與禪理交融的心靈圖景。
師徒精神與詩書畫印的融合
此作於章法佈局亦極見匠心,畫右題款下鈐「木人」「白石翁」二印,下方飛蛾之側再加「寄萍堂」壓角印,三印一線,構成由上而下的視覺節奏,既呼應畫面焦點,又增添層次之感;左側李苦禪跋語旁則鈐有「李」字白文印,與右方諸印遙相對話,平衡畫面布局。
印章大小錯落、紅墨交錯,不僅增添裝飾美感,更巧妙調控畫面節奏與氣韻。齊白石長於篆刻,擅將印章與構圖融合為一,使本作實現詩、書、畫、印「四絕合一」的藝術理想,每一枚印章不只是畫面的裝點,更是意境的延伸與神采的提點。
結語:超越物象的精神意蘊
《燈下蛾影圖》雖題材細微,然寓意深遠,齊白石以一燈一蛾,寄託對人生、命運與光明的思索;李苦禪則以一跋一語,道出畫中禪機與詩意,兩人一畫一文、一師一徒,共築出藝術與精神相通的橋梁,使此作超越具象描繪,成為中國近現代繪畫中難得兼具形式美與思想深度的經典之作。
溥儒(1896-1963)楷書《一元復始》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價值與獨特性
溥儒《一元復始》二十四節氣八卦圖,以三重圓環結構融書法、哲理、曆法與易學於一體,構圖嚴謹而意境深遠,畫面中央為其自創的「一元復始」合體字,筆勢渾穆、氣象內斂,象徵宇宙初啟、陰陽未分的太初之境;中層環列二十四節氣,以「春、夏、秋、冬」四字為綱,每季統領六氣,展現四時流轉、萬物生息的天地節律;外層繪八卦方位,並以朱紅線相連,喻示陰陽交感、能量周流的宇宙動態。
此作形制於溥儒作品中極為罕見,內容上更是首度將易理、節氣、卦象與書法四重體系有機融合,全圖從「道心」出發,貫穿「時序」循環,終以「卦理」成形,既是《易經》宇宙觀的圖像詮釋,亦為「天人合一」哲思的視覺曼陀羅,展現出超越傳統書畫範疇的精神維度,其嚴密的曆法對應、層疊的哲理結構與凝煉的筆墨韻致,共同成就「以書證道、以畫觀理」的獨特價值。
尤為珍貴的是,此圖原為日曆牌首頁的實用設計,卻承載深厚文化底蘊,成為商業與藝術融合的典範,全幅不僅為藝術珍品,更於文化史與思想層面具不可取代的意義,堪稱溥儒融會傳統與創新的心法極致。
上款淵源與歷史見證
此圖作於甲午年(1954),為中本紡織公司特聘溥儒設計之日曆牌首頁。上款「中本紡織公司」創立於1949年,為戰後臺灣毛紡產業的領導企業,兼具資金、技術與規模優勢,對臺灣早期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影響深遠。
1952年,政府為照顧渡海來臺的溥儒,特別安排其出任中本紡織公司董事,此舉不僅反映溥儒在當時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也象徵政經與藝術界的密切互動。本幅上款即為這段特殊歷史的具體見證——在時代交會之中,溥儒以一幅兼具哲理、書藝與象數之作,留下了藝術與時代精神交融的永恆印記。 溥儒(1896-1963)楷書《蝶繞龜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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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書畫三絕的春日贈禮──溥儒楷書《蝶繞龜浮》
筆墨交融的春日詩境 此聯取意自然生機,以「蝶、柳、龜、蓮」等詩意意象構築一幅春日圖景,上聯「蝶繞柳枝飛似絮」,描寫春風拂柳、蝶舞如雪;下聯「龜浮蓮葉狀如錢」,則見池畔蓮葉圓潤、浮龜嬉水,象徵祥瑞與圓滿,整體寓柔與剛、生機與靜謐之對映,構成清雅而富文人氣息的動靜之趣。 書體為溥儒所長的行楷,筆勢挺拔而節奏疏朗;字距間留白精妙,墨色濃淡自然轉化,畫面兼施設色,以沒骨法點染花葉,色彩柔麗而不媚,綠、粉、赭色互映,詩、書、畫三者渾然一體,充分展現溥儒深厚的書畫修養與典雅氣韻,其筆法中可見宋元氣息與明清書風的融會,尤以收放自如的筆勢與溫潤的墨韻,體現他「書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理念。 師徒唱和的雅集歲月 本作上款「詠香女弟」即吳詠香,早年就讀北平藝專,師承溥儒,後與畫家陳隽甫結為伉儷,溥儒素重其才華,曾以「鷗波館」為其齋號,取趙孟頫與管道昇夫婦詩畫同修之典,1950年後,溥儒寓居台北臨沂街,吳氏夫婦亦居近處,師徒情誼更為密切。 據蘇富比拍賣紀錄,癸巳(1953)年夏,溥儒又為陳隽甫、吳詠香題書「小齋臨水,吟詩作畫,有好和之美」,該作於2020年蘇富比拍賣會上成交價為875,000港元,足見市場對其文人題詠書畫的高度重視與收藏價值。此件〈蝶繞柳枝・龜浮蓮葉〉對聯作於同年春,正屬這段往來最頻繁的時期,應為溥儒寄情弟子、雅贈詩友的代表之作,此中情誼與贈聯的文人互賞精神,呈現出戰後初期台灣藝壇中師友唱和的溫厚氛圍。 詩情筆韻的人文映照 此聯不僅是溥儒書畫融合之典範,更映照他在台灣書畫創作中的溫潤情懷與文人風度,詩意、筆意與人情交織,使作品兼具藝術性與時代的溫度,其題材清新、筆墨含蓄,展現文人以自然寄情、以筆墨言志的精神風貌,成為溥儒晚年最具詩意與人情味的書畫佳作之一,也象徵他將傳統詩書畫精神於台灣再現與延續的藝術高度。于右任(1879-1964)〈有田無樹〉魏碑書法對聯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魏碑風骨與亂世祈願
此聯為于右任早期魏碑書風之代表,筆墨間凝鑄金石氣韻,於抗戰烽火中更顯精神力量,筆畫如刀劈斧鑿,起落收放之間盡顯斬釘截鐵之勢,成為民族堅韌意志的具象化表達,書於雲龍紋黃臘箋上,在物資匱乏的戰爭年代尤顯珍稀,聯文「有田皆種玉,無樹不開花」,以浪漫筆觸勾勒理想盛世的圖景,寄託著對戰亂中國土重建的深切期許,也展現了人們對和平與繁榮的殷切嚮往。
上款解讀:文武精神的時代共鳴
上款人「辭修先生」,即陸軍一級上將、抗日名將陳誠(1898-1965),爾後擔任中華民國副總統。此聯是後方文壇與前方戰場的精神共鳴,其剛正雄渾的書風,既是于右任作為監察院長的身份寫照,亦暗合受贈者作為軍人的鐵血氣質,它見證了二人歷經烽火與時代劇變的共同理想與未竟之憾,承載了一代人在歷史洪流中的悲壯與蒼涼。 汪兆銘(1883-1944)〈只知有國〉書法條幅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行草筆墨中的慷慨與糾結
此作以行草體書就,筆法流暢勁健,在轉折處兼具方折勁力與圓轉牽絲,體現了書寫者嫻熟的技巧,然而,細觀可見頓挫與飛白,暴露了筆力遒勁之外的一絲掙紮與緊繃,彷彿是書寫者內心世界的無意識流露,字的結體修長挺拔,風骨嶙峋,恰如汪兆銘本人留給世人的文人政治家形象。
上款解讀:充滿矛盾的歷史證物
上款人「雨山長尾甲」(1864-1942),為日本近代著名漢學家與書法研究者,號「雨山」,一生潛心研習中國經史與碑帖書法,並與中日書畫名家往來密切,是推動兩國藝術文化交流的重要學者與收藏家之一。當汪兆銘以極富表現力的行草書寫「只知有國,不知有身」時,這不僅是一句政治宣示,更像是一種對自身抉擇的強烈辯白與心理構築,在烽火連天的 1940 年代,他將此作贈予日本漢學家「雨山長尾甲先生」,此舉在歷史的審視下顯得格外蒼白,也更加凸顯其時代處境的複雜與矛盾。這幅作品,既是那個撕裂年代的特殊印記,也見證了個人氣節與民族大義之間的深層糾葛,成為歷史與書法交織下無可迴避的沉重見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