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1899－1983）五百強盜成佛圖

張大千（1899－1983）；五百強盜成佛圖
設色絹本 1940年代 64.5ｘ580cm
資料：《張大千：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08-109、298。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傳承有序的典範

《五百強盜成佛圖》卷，絹本，縱64.5公分、橫580公分，畫上未署名款識，惟於左右兩側可見「大千父」、「大風堂供養」二印，並有于右任題籤：「張大千摹敦煌壁畫，墨三仁兄存之，右任」，此件作品既是張大千敦煌時期的重要摹本，也承載了清晰的人物脈絡與歷史傳承。

藝術軌跡與傳承之路

1941至1943年間，張大千率弟子駐紮敦煌莫高窟兩年半，臨摹超過二百幅壁畫，本作應出於此時期或稍後完成，二戰後，他攜帶敦煌摹本先後於重慶、成都、南京等地展出，轟動藝壇，于右任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亦為近代書法大家，與張大千交情深厚，題籤應作於1940年代後期。

其後，此卷由張大千或經于右任題簽後，轉贈國府重要軍政人物顧祝同（1893–1987），題中「墨三仁兄存之」即指示流轉歸屬，由此推斷，此件作品應於1949年國府遷台之前，已歸入顧氏收藏，至1960年代，張大千已享譽國際，于右任成為近代書法宗師，顧祝同亦退居政壇元老，三人身份皆定格於近現代史，使本卷更具時代印記與「傳承有序」的典範價值。

川博本與長流本的藝術對話

「五百強盜成佛」故事見於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及北周第296窟，張大千所摹應屬後者，其內容敘述古印度喬薩羅國五百強盜被捕後遭挖目酷刑，佛祖憫其苦難，以神通治癒並說法渡化，終令其修成正果。

現存相同布局的摹本，四川博物院亦藏有一卷，與長流本相比，川博本色彩濃烈厚重，長流本則顯得清雅淡逸，由於當時參與臨摹的弟子畫師多達十餘人，即便依據同一粉本創作，最終仍展現出各具風貌的差異，兩卷作品均保留部分未敷色處，呼應敦煌原壁畫的留白效果；然而在原壁中，以石青、朱紅與墨色鋪陳之處尤為厚實，而兩卷摹本背景的淺石綠，則顯示出臨摹者的再創處理，這種在臨摹過程中的調整與變化，不僅重現了敦煌壁畫的神韻，也彰顯了張大千敦煌時期作品的再創精神與藝術價值。

敦煌傳承中的代表之作

此卷不僅保存了敦煌壁畫經典的宗教故事與圖像語言，更透過張大千的筆觸與藝術視野，將古代題材轉化為兼具現代感的再創之作，它既是研究敦煌藝術傳承的重要依據，也是理解張大千藝術風格演進及其國際影響力的代表性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