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1899－1983）；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
設色絹本 1949年作 173ｘ84cmｘ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敦煌之緣與遐庵情誼的起點
從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開始，我們得以追溯張大千敦煌緣起，也得以看見他與葉恭綽跨越二十年的深厚情誼，這幅畫不僅是一件藝術作品，更是一段文化記憶、一段文人心事的具體見證。
1928年，張大千與葉恭綽因共同擔任「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而結識，葉恭綽，號「遐庵居士」，是近代書畫界、收藏界與文史學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在與年輕的大千談畫時，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人物畫自唐吳道子、宋李公麟之後，已久無巨匠出現；仇英柔媚、陳洪綬詭譎，清代更乏振衰起弊之人，他勸大千不要困於當時盛行的山水、花卉，轉而投身人物畫創作，開創新境，這一席話，成為大千心中不滅的火種。
敦煌歲月：臨摹與信念的實踐
1941年，張大千西渡流沙，攜眷駐紮敦煌莫高窟與榆林窟兩年餘，親手臨摹魏、隋、唐、宋等時期的佛教壁畫三百餘幅，他以藝術家的敏銳與史家的責任，記錄風化中的壁畫，為後世留下無可取代的影像資產，多年後，他曾感念地說：「皆先生啟之也。」這位「先生」，正是遐庵居士葉恭綽。
作品賞析：唐風華韻與宗教莊嚴
這幅張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正是這段敦煌歲月的巔峰之作，作品以左右對開構圖，共八位伎樂菩薩對稱排布，展現唐朝佛國法會「八音供佛」的莊嚴景象，左幅四位持笙、簫、笛、手鼓，身姿婉轉靈動；右幅四位持排簫、琵琶、拍板、鈴鼓，神情靜穆安然，此類「八伎樂菩薩」的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屢見不鮮，營造出節奏分明、層次豐富的音樂場景，象徵佛國法會的神聖與喜樂，也映照唐代中原與西域音樂文化的交融盛況。
作品中的天人烏髮如雲，僅以簡約的頭飾輕輕點綴，頸項與胸前佩戴瓔珞珠飾，身著貼身短衣與輕薄飄帶，下襬裙褶自然垂墜，形象莊嚴而優美，畫面設色以朱紅、赭石、石青、石綠為主，墨線勾勒細節，色彩明亮富麗，細看之下，局部顏料已有微微剝落、氧化痕跡，呈現細緻斑駁的質感，讓整幅作品在華麗之餘，多了一層歷史的厚度與歲月的氣息，彷彿時間本身也被封存於其中；畫面外圍特別增飾一圈色彩繽紛的雲紋邊框，纏枝雲葉紋理婉轉流動，與伎樂菩薩輕盈的律動姿態相互呼應，營造出如壇城般神聖的法會空間氛圍，使畫面不僅完整而富有節奏感，也更具宗教藝術的莊嚴儀式性。
張大千在敦煌的創作，對特別精彩的題材常會有「一稿多本」的現象，即以同一底稿臨摹數幅，其中部分作品自藏，部分則贈予摯友與重要人士，作為情誼與身份的象徵，〈伎樂菩薩對幅〉便是一例，1949年，大千即將遠赴海外，在這個充滿變動的年代，他特意將這幅精品題贈葉恭綽，畫幅左下落款：「遐庵居士供羖，己丑之夏蜀郡近事男張大千。」短短一行字，承載的是對恩師的由衷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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舊事回憶：《曹娥碑》與義舉之恩
事實上，葉恭綽在張大千人生的多個關鍵時刻，都曾挺身相助，早在1930年代，大千年輕氣盛、嗜賭成性，曾於一次賭局中手氣不佳，不僅輸光現金，甚至將自己極為珍視、隨身攜帶的王羲之《曹娥碑》唐宋拓本抵債，此碑文為書聖王羲之小楷名品，是書法史上的瑰寶，大千對之愛若至寶，當他冷靜下來，懊悔不已，失寶之痛深深烙印在他心底，成為他難以磨滅的記憶。
葉恭綽得知此事後，慨然出手，設法將《曹娥碑》尋回，並毫無條件地歸還給張大千，這不僅是文物回歸，更像是一場對迷途少年的精神救贖，大千對葉恭綽的義舉感激涕零，此後視他如師如友，深以為念，他日後多次在公開場合談及此事，從不避諱自己年少的荒唐，並以此彰顯葉公「重義輕利」的高尚風骨。
延續與回響：從《曹娥碑》到〈伎樂菩薩〉
這份情誼，從《曹娥碑》延續到了敦煌歲月，再延伸至〈樂菩薩對幅〉題贈之舉，宛如一條潛在的精神脈絡，串聯起兩人橫跨二十餘年的師友情誼，也讓這幅畫不僅僅是一幅作品，更像是一段「知遇與感恩」的見證。【註】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四川博物院亦收藏一幅張大千臨摹的〈伎樂菩薩〉摹本，畫面僅有四位伎樂菩薩，且並未署有大千落款或題字；相較之下，本件以「八位伎樂菩薩」成對構圖，畫面結構更為宏闊，細節亦更臻完備，不難看出這幅贈遐庵之作在整體完成度與藝術表現力皆更為出色，也因此更具特殊意義
從葉恭綽的啟蒙，到敦煌歲月的實踐，再到贈畫離別的深情，張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濃縮了藝術、友情與歷史的交織，鮮明的色彩、斑駁的痕跡、莊嚴的對幅構圖與題跋墨跡，共同構築了二十世紀中國藝術史上一個極為動人的場景，這幅畫既屬於張大千，也屬於敦煌，更屬於那一代文人對文化信念的堅持與守護。
【註】此段情誼在民國六十四年三月《葉遐庵先生書畫選集》出版時，張大千除親為書封題字，並為其作序，序中對曾祖舊藏《王右軍曹娥碑》失而復得一事，敘之甚詳，足證兩人情誼之深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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