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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1896-1963)西遊護法圖

溥儒(1896-1963);西遊護法圖
設色絹本 26x16cmx2
上款人:良雨世兄

吳昌碩(1844-1927)右任先生小像

吳昌碩(1844-1927);右任先生小像
設色絹本 65x40cm

溥儒(1896-1963)《四時生肖譜》二十四開冊

溥儒(1896-1963);《四時生肖譜》二十四開冊
設色紙本 1955年作 16x22cmx24
上款人:小泉先生

溥儒(1896-1963)溪山讀書圖

溥儒(1896-1963);溪山讀書圖
設色紙本 170x93cm
上款人:震五先生

溥儒(1896-1963)招財進寶

溥儒(1896-1963);招財進寶 設色紙本 1956年作 27.5x14cm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福自筆生,寶從心來——溥儒《招財進寶》的文人雅趣與收藏價值 《招財進寶》為溥儒於1956年創作的設色紙本小品,尺寸27.5×14 cm,作品以傳統吉祥語為題,構圖凝練嚴謹,筆意細膩而精緻,兼具文人書卷氣與民間祥瑞意涵,溥儒以細筆勾勒財神形象,線條圓潤流暢,設色沉靜典雅,將民俗題材提煉為文人畫的清雅格局,人物神態祥和而不落俗套,筆墨間滲透出儒雅之氣,展現他以文人筆墨融通世俗信仰的獨到視野,畫中所呈現者,不僅是招財之象,更是一種「以道致富、修德養心」的文化理想,寄寓溥儒將福德與修身並重的儒家精神。 兼論長流本與佳士得拍品之對照與藝術史意義 相較於佳士得2017年拍售的《增福財神象》(設色紙本 61×20 cm,成交價 HK$2,375,000),兩作雖同以財神為題,表現語彙卻風格迥異:佳士得拍品為稍大立軸,人物形象宏偉莊嚴,氣象端凝;長流藏本則精巧清雅,筆韻含蓄悠遠,適於案頭靜賞,前者重在儀典之勢與富貴之相,後者則以靜穆文雅取勝,顯現溥儒於同一題材中靈活轉換的筆墨語言與心境深度。 溥儒精於山水、人物,亦擅花卉、翎毛、走獸與草蟲,吉祥題材之作傳世極為少見,《招財進寶》堪稱其「以小見大」的代表,既展現他將文人筆墨拓展至民間信仰題材的創作包容性,也補足學界對其「吉祥人物」系列的研究空白,此作在藝術史與收藏層面皆具獨特價值——不僅是文人精神與民間信仰交融的見證,更為溥儒晚年筆墨中溫潤從容、寄德於藝的典範之作,體現他以筆為道、以畫修心的藝術哲學。  

張大千(1899-1983)盛唐藻井圖

張大千(1899-1983);盛唐藻井圖
設色金箋 53.5x36cm

溥儒(1896-1963)溪山隱居圖

溥儒(1896-1963);溪山隱居圖
設色紙本 172x89cm
上款人:省齋先生

溥儒(1896-1963)蒼松白鶴

溥儒(1896-1963);蒼松白鶴 設色紙本 1957年作 174x90cm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硃砂松魄與北宗風骨 此幅〈蒼松白鶴〉承襲北宗山水的雄渾氣象,更在色彩運用上展現大膽突破,畫面採用貫通天地之垂直構圖,兩株蒼松自左下盤桓而起,枝幹如虯龍探空,具擎天之勢。本作最奪目之處,在於溥儒捨棄傳統墨色,獨運硃砂繪寫松樹主幹,硃砂乃純陽至寶,寓意吉祥,此舉既是對受贈者的崇高禮讚,亦達到「色骨交融」的至高境界。 上款解讀:以藝為禮的深情厚誼 上款人「震武先生」即方震五(1901–1994),字震武,黃埔軍校第四期畢業,中華民國資深將領,抗戰期間屢建戰功,戰後歷任要職,並熱愛書畫藝術,與文人名家往來密切。此作為祝賀方震五先生五十三歲壽辰而繪,溥儒以如此煌煌巨製為友人賀壽,其情誼之深、禮數之重,不言而喻,畫中松鶴長壽的寓意、題詩中「福長樂百年」的祝願,皆是藝術家對友人最誠摯情感的投射,這絕非應酬之作,而是為知己量身打造的深情饋贈,讓藝術成為友誼的至高見證。

張大千(1899-1983)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

張大千(1899-1983);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 設色絹本 1949年作 173x84cmx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敦煌之緣與遐庵情誼的起點 從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開始,我們得以追溯張大千敦煌緣起,也得以看見他與葉恭綽跨越二十年的深厚情誼,這幅畫不僅是一件藝術作品,更是一段文化記憶、一段文人心事的具體見證。 1928年,張大千與葉恭綽因共同擔任「全國第一次美術展覽會」審查委員而結識,葉恭綽,號「遐庵居士」,是近代書畫界、收藏界與文史學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在與年輕的大千談畫時,語重心長地指出,中國人物畫自唐吳道子、宋李公麟之後,已久無巨匠出現;仇英柔媚、陳洪綬詭譎,清代更乏振衰起弊之人,他勸大千不要困於當時盛行的山水、花卉,轉而投身人物畫創作,開創新境,這一席話,成為大千心中不滅的火種。 敦煌歲月:臨摹與信念的實踐 1941年,張大千西渡流沙,攜眷駐紮敦煌莫高窟與榆林窟兩年餘,親手臨摹魏、隋、唐、宋等時期的佛教壁畫三百餘幅,他以藝術家的敏銳與史家的責任,記錄風化中的壁畫,為後世留下無可取代的影像資產,多年後,他曾感念地說:「皆先生啟之也。」這位「先生」,正是遐庵居士葉恭綽。 作品賞析:唐風華韻與宗教莊嚴 這幅張大千〈臨摹初唐伎樂菩薩對幅〉,正是這段敦煌歲月的巔峰之作,作品以左右對開構圖,共八位伎樂菩薩對稱排布,展現唐朝佛國法會「八音供佛」的莊嚴景象,左幅四位持笙、簫、笛、手鼓,身姿婉轉靈動;右幅四位持排簫、琵琶、拍板、鈴鼓,神情靜穆安然,此類「八伎樂菩薩」的形象在敦煌壁畫中屢見不鮮,營造出節奏分明、層次豐富的音樂場景,象徵佛國法會的神聖與喜樂,也映照唐代中原與西域音樂文化的交融盛況。 作品中的天人烏髮如雲,僅以簡約的頭飾輕輕點綴,頸項與胸前佩戴瓔珞珠飾,身著貼身短衣與輕薄飄帶,下襬裙褶自然垂墜,形象莊嚴而優美,畫面設色以朱紅、赭石、石青、石綠為主,墨線勾勒細節,色彩明亮富麗,細看之下,局部顏料已有微微剝落、氧化痕跡,呈現細緻斑駁的質感,讓整幅作品在華麗之餘,多了一層歷史的厚度與歲月的氣息,彷彿時間本身也被封存於其中;畫面外圍特別增飾一圈色彩繽紛的雲紋邊框,纏枝雲葉紋理婉轉流動,與伎樂菩薩輕盈的律動姿態相互呼應,營造出如壇城般神聖的法會空間氛圍,使畫面不僅完整而富有節奏感,也更具宗教藝術的莊嚴儀式性。 張大千在敦煌的創作,對特別精彩的題材常會有「一稿多本」的現象,即以同一底稿臨摹數幅,其中部分作品自藏,部分則贈予摯友與重要人士,作為情誼與身份的象徵,〈伎樂菩薩對幅〉便是一例,1949年,大千即將遠赴海外,在這個充滿變動的年代,他特意將這幅精品題贈葉恭綽,畫幅左下落款:「遐庵居士供羖,己丑之夏蜀郡近事男張大千。」短短一行字,承載的是對恩師的由衷感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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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儒(溥心畬)(1896-1963)古甗花卉圖

溥儒(溥心畬)(1896-1963);古甗花卉圖 設色紙本 127.5x50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金石之氣與筆墨之華──溥心畬《古甗花卉圖》

古甗瓶中盛放四季花卉展現文人雅韻 《古甗花卉圖》是溥儒將金石之氣與筆墨之韻完美融合的經典之作,畫中以古甗為瓶,拓印紋理厚實而雅潔,墨色層層暈染,呈現出歲月沉積的質感與古器之樸拙,瓶中牡丹、菊花、百合、芍藥與竹葉錯落生姿,設色典雅、筆致精細,既具工筆花卉之精緻,又帶文人畫的清潤氣息,古甗之靜重襯托花卉之生機,華與拙並陳,靜與動相生,正體現溥心畬「以古為今、以拙顯華」的文人審美。 拓印墨色層次豐富再現古器斑駁質感 此幅拓印品質極佳,其精妙處在於拓痕自然而不刻意,銅器紋飾的殘蝕、斑駁皆呈現自然風化之感,毫無造作痕跡,墨色層次豐富,由淡灰至深墨的過渡細膩,視覺上具深淺呼吸,類似碑帖拓片中最講究的「飛白」與「起伏」質感,整體視覺穩定而古雅,銅紋細節分明,拓印紙與墨的貼合均勻,顯示其掌握力度與節奏的高度精準,達到藝術與工藝合一的層次。 金石考據功力深厚奠定藝術創作根基 溥儒素好金石考據,其自述曰:「余既學治小學,留意訓詁,遂喜金石文字,數十年所藏,三代鼎彝陶器甚多,攷證其文字,著書曰〈秦漢瓦當文字攷〉,〈陶文釋義〉,〈吉金攷文〉,〈漢碑集解〉。鼎彝瓦當,皆手拓其文字,加以攷證,陶器異文,有補證於許書者尤多,昔稿已散佚,不復能記錄矣。」由此可見,他不僅是書畫名家,更是通曉金石文字學的學者,對拓印與古器銘文的研究深入而精微。 市場高價成交印證拓片畫作藝術價值 這種對金石學的修養,正體現在《古甗花卉圖》中拓印與繪畫的融合。畫面不僅具藝術之美,更蘊含文化學術價值,展現他以古器寓文心、以花卉寄性情的深厚底蘊。 值得一提的是,2025年蘇富比春拍甫落槌的溥儒《手拓古泉並攷》冊頁,以 HKD 1,016,000 成交,此作為溥儒親手拓古泉銘文並附自題考釋的文獻型創作,充分印證市場對其「手拓考據類作品」的高度關注與認可。《古甗花卉圖》則在此基礎上更進一步,以文人筆墨拓展金石藝術的美學空間,兼具學術深度與藝術感染力,是溥心畬結合詩、書、畫、金石於一體的代表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