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總覽
楊三郎（1907－1995）嘉義公園
(圖一)楊三郎（1907－1995）；嘉義公園 油彩畫布 53ｘ65cm
(圖二)陳澄波（1895－1947）；嘉義遊園地 油彩畫布 130.2 x 162.5cm；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品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陳澄波與楊三郎的嘉義之約
嘉義，是風景畫家夢中的舞台，從舊城轉型的過程中，公園不僅是地景，更是歷史與記憶的容器；本主題以「嘉義公園」為共同出發點，邀請觀者走進兩位台灣近代繪畫巨匠——陳澄波與楊三郎——筆下的世界，看見他們如何以各自的視角與筆觸，書寫這片熟悉又深情的土地。
一處池水波光粼粼的公園，在兩人眼中，呈現截然不同的情感語彙：
1930年代的陳澄波，以鮮明色彩與幾何構圖，刻劃出都市化進程中的生命躍動；而戰後的楊三郎，則以光影層疊與自然筆調，沉靜地描繪風景背後的心靈流動。
陳澄波（1895–1947）與楊三郎（1907–1995），一位是日治時期本土油畫的旗手，一位是戰後台灣風景畫的拓荒者，兩人皆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回台後共同創立台陽美術協會，致力於推動本土藝術教育與展演制度，這份對於藝術的熱忱與理想，成就了他們跨越時代的精神交會。
儘管生命軌跡不同，兩人始終在畫布上展開無聲的對話，兩人雖未曾於同一時間描繪相同地景，但他們的作品，正如兩條交錯的河流，在台灣美術史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陳澄波與楊三郎的藝術對話
在陳澄波的《嘉義公園》中，畫面以古榕盤根錯節為中心，枝葉覆蓋水面，水中鶴群與白鵝悠游其間，岸邊則見紅燈籠、曲橋與亭榭，人物隱現於林蔭步道間，構成一幅充滿生機與靜謐交錯的在地風景畫，他以鮮活的色彩與濃厚的筆觸，捕捉自然與人文交融的瞬間，呈現出對地方情感的真摯凝視，亦展現其融合西方構圖與本土風景的藝術語言。
相較之下，楊三郎筆下的《嘉義公園》是一幅內在寧靜的投射，他以戶外寫生的自然筆法，刻意排除人物，強化了畫家與自然之間無聲的對話，為觀者留下沉思與感受的空間，畫中水光與林影被轉化為情緒的載體，構築出簡約而深邃的詩意氛圍，構圖不求戲劇張力，而著重光影與色塊層疊所引發的情感共鳴，呈現出深秋暮色中溫柔靜謐的美感，其意境之深，足與米勒的《拾穗》、莫內的《睡蓮》比肩，堪為印象派經典精神的當代表現。 
潘天壽（1897－1971）芭蕉梅竹金地屏風
潘天壽（1897－1971）；芭蕉梅竹金地屏風
設色金箋 145ｘ130cmｘ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前言：筆墨立言的時代回聲
在二十世紀中國動盪的歷史進程中，潘天壽（1897–1971）以堅實筆墨為時代立言，他不僅是畫家，更是一位以文化為志的守望者；不僅書畫俱精，更以教育與理論奠定中國畫現代轉型的基石，面對民族危亡與文化交錯的時代課題，潘天壽選擇以松石為象、殘荷為言，筆底不見戰爭的硝煙，卻字字句句都是民族精神的挺立。
筆墨的靈魂：剛柔並濟的藝術語言
在這場特展中，我們特別聚焦他於抗戰與新中國時期的代表之作——一件風格獨具的金地屏風畫，這件作品分為左右雙幅，畫面由高低錯落的芭蕉葉、墨竹與紅梅交織而成，構築出一幅詩意盎然的冬令景象，翠鳥安棲其間，姿態靈動，彷彿一抹生機破靜而來，悄然成為整幅畫的視覺重心與靈魂所在。
此作尤為特殊之處，在於其筆墨與指畫的並用，潘天壽以傳統筆法施以「側鋒」「頓筆」等變化，搭配指擦、拍點等技藝，使畫面充滿節奏與張力，芭蕉葉筆勢剛健如斧劈，梅枝以枯筆與淡赭交融，既見剛勁骨架，也含柔婉韻味，整體肌理層層堆疊，尤其在金地留白的映襯下，更顯墨色厚重、氣象萬千。
畫作左幅的題跋，是潘天壽晚年書風的代表，筆意奔放中見沉著，書體融合篆、隸、草書之意，展現其「書畫同源」理念，亦與畫面相映成趣；題句「清格入品毫端」，深蘊畫家對書畫精神的理解——情感與人格融於筆墨之端，方能入品之列、臻於上乘；署贈對象為日本知名文化人物西園寺公一，亦見此作所懷之文化外交情誼。
文化的脊梁：堅守傳統與創新之間
在那個文化急遽轉型的年代，中國畫面臨西風東漸的衝擊與質疑，潘天壽堅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竹、梅為象徵，重申人格與風骨的價值，他不拘泥於傳統技法，反而將指畫融入，開啟媒材與感知上的創造性實驗，為中國畫拓展出新的形式與美學可能。
金地的使用，不僅是一種視覺華美的處理，也象徵著儒道佛思想的深層交融，畫中的留白與墨色構成虛實之間的對話，道出東方哲學中「無為而成」、「有無相生」的精神風貌，整件作品不只是裝飾性的呈現，更是一場筆墨、思想與歷史的共振。
正如潘天壽所言：「畫竹不是學文人，是從石濤、八大山人來的。」這幅屏風無疑體現了他對文人畫精神的現代表述，大畫幅、大氣勢、大格局，是他對時代回應的方式；而筆與指的融合、書與畫的合一，更是他個人風格的集中體現。
觀賞此畫，不僅是進入一位藝術家創作的世界，更是重新凝視文化記憶的一次深刻旅程，潘天壽以筆墨為骨，以精神為魂，將「藝術即文化」的信念落實於紙上，在這片金光之中，我們或許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時代的力量——堅毅而沉靜，如孤松立雪，峻石迎風，為後世留下文化的脊梁與筆墨的靈魂。 
汪兆銘（1883－1944）〈江山風雪〉書法對聯
汪兆銘（1883－1944）；〈江山風雪〉書法對聯
水墨紙本 1940年作 132ｘ11cmｘ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風骨猶存與內心寫照
此副對聯以行書寫就，筆勢沉穩，結構清秀，筆畫間流露出嫻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傳統功底，給人一種文雅從容的視覺感受。釋文「江山開眼界，風雪煉精神」是極具氣魄與哲理的佳句，字面上歌詠了一種以壯闊河山開拓胸襟、以嚴酷環境砥礪意志的崇高境界。
上款解讀：悲劇性承載的精神自畫像與時代切片
上款人「潘伯鷹」（1905－1965），為當時著名的學者、詩人與書法家，在文壇具有深厚聲望與影響力，其身分本身即承載重要的文化象徵，汪兆銘選擇將此作饋贈給他，清楚顯示出其仍積極與文化界保持聯繫，藉以營造政權的「文化合法性」與形象工程。
然而，當這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話語，與書寫者汪兆銘在 1940 年的歷史身份與政治行動並置時，便產生了強烈的歷史反諷與深刻張力，這一方小小的上款，如同時代的切片，折射出知識分子在大時代洪流中所面對的複雜政治處境與艱難抉擇，也讓這件作品超越書法本身，成為見證歷史與價值觀衝撞的重要載體。 
徐悲鴻（1895－1953）奔馬
徐悲鴻（1895－1953）；奔馬
設色紙本 1944年作 140ｘ88cm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悲鴻墨骨與民族魂
這幅作於1944年的〈奔馬〉，是徐悲鴻藝術風格最成熟時期的代表，他融合西方寫實主義與中國筆墨精神，創造出獨一無二的「悲鴻馬」，駿馬四蹄騰空、頭頸高昂，以一種一往無前的姿態向前衝刺，其以酣暢淋漓的氣韻與精準有力的線描相結合，使馬既具備西洋畫的造型準確度，又不失中國寫意畫的筆墨神韻，這匹馬是人格化、時代化的精神圖騰，象徵著在民族危難之際，整個中華民族的不屈意志。
上款解讀：鐵血見證的時代共鳴
上款人「梧生將軍」即抗日名將吳奇偉（1902–1953），字梧生，曾歷任國民革命軍第四軍軍長、第十二集團軍總司令、廣東省政府主席及華南防衛總司令等要職，是華南地區重要的軍政實力派人物，為當時中國軍政舞台上極具代表性的將領之一。徐悲鴻將這幅充滿力量的〈奔馬〉贈予前線指揮官，是一次「文膽獻武將」之舉，是後方文化界對前線將士的最高致敬與聲援，這幅作品因此成為抗日戰爭時期民族精神的視覺象徵，它的筆墨間，浸透了戰爭的苦難與民族的不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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