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總覽

汪兆銘（1883－1944）；〈江山風雪〉書法對聯 水墨紙本 1940年作 132ｘ11cmｘ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賞析：風骨猶存與內心寫照 此副對聯以行書寫就，筆勢沉穩，結構清秀，筆畫間流露出嫻熟的技巧和深厚的傳統功底，給人一種文雅從容的視覺感受。釋文「江山開眼界，風雪煉精神」是極具氣魄與哲理的佳句，字面上歌詠了一種以壯闊河山開拓胸襟、以嚴酷環境砥礪意志的崇高境界。 上款解讀：悲劇性承載的精神自畫像與時代切片 上款人「潘伯鷹」（1905－1965），為當時著名的學者、詩人與書法家，在文壇具有深厚聲望與影響力，其身分本身即承載重要的文化象徵，汪兆銘選擇將此作饋贈給他，清楚顯示出其仍積極與文化界保持聯繫，藉以營造政權的「文化合法性」與形象工程。 然而，當這句充滿理想主義色彩的話語，與書寫者汪兆銘在 1940 年的歷史身份與政治行動並置時，便產生了強烈的歷史反諷與深刻張力，這一方小小的上款，如同時代的切片，折射出知識分子在大時代洪流中所面對的複雜政治處境與艱難抉擇，也讓這件作品超越書法本身，成為見證歷史與價值觀衝撞的重要載體。

溥儒（1896－1963）；楷書《一元復始》 設色紙本 1954年作 68ｘ52cm 上款人：中本紡織公司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藝術價值與獨特性 溥儒《一元復始》二十四節氣八卦圖，以三重圓環結構融書法、哲理、曆法與易學於一體，構圖嚴謹而意境深遠，畫面中央為其自創的「一元復始」合體字，筆勢渾穆、氣象內斂，象徵宇宙初啟、陰陽未分的太初之境；中層環列二十四節氣，以「春、夏、秋、冬」四字為綱，每季統領六氣，展現四時流轉、萬物生息的天地節律；外層繪八卦方位，並以朱紅線相連，喻示陰陽交感、能量周流的宇宙動態。 此作形制於溥儒作品中極為罕見，內容上更是首度將易理、節氣、卦象與書法四重體系有機融合，全圖從「道心」出發，貫穿「時序」循環，終以「卦理」成形，既是《易經》宇宙觀的圖像詮釋，亦為「天人合一」哲思的視覺曼陀羅，展現出超越傳統書畫範疇的精神維度，其嚴密的曆法對應、層疊的哲理結構與凝煉的筆墨韻致，共同成就「以書證道、以畫觀理」的獨特價值。 尤為珍貴的是，此圖原為日曆牌首頁的實用設計，卻承載深厚文化底蘊，成為商業與藝術融合的典範，全幅不僅為藝術珍品，更於文化史與思想層面具不可取代的意義，堪稱溥儒融會傳統與創新的心法極致。 上款淵源與歷史見證 此圖作於甲午年（1954），為中本紡織公司特聘溥儒設計之日曆牌首頁。上款「中本紡織公司」創立於1949年，為戰後臺灣毛紡產業的領導企業，兼具資金、技術與規模優勢，對臺灣早期工業化與經濟發展影響深遠。 1952年，政府為照顧渡海來臺的溥儒，特別安排其出任中本紡織公司董事，此舉不僅反映溥儒在當時文化界的崇高地位，也象徵政經與藝術界的密切互動。本幅上款即為這段特殊歷史的具體見證——在時代交會之中，溥儒以一幅兼具哲理、書藝與象數之作，留下了藝術與時代精神交融的永恆印記。

溥儒（1896－1963）；楷書《蝶繞龜浮》 水墨灑金紙本墨彩折枝花卉 1953年作 32ｘ4.5cmｘ2 上款人：詠香女弟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2025展期11月04日—12月07日）

詩書畫三絕的春日贈禮──溥儒楷書《蝶繞龜浮》

筆墨交融的春日詩境 此聯取意自然生機，以「蝶、柳、龜、蓮」等詩意意象構築一幅春日圖景，上聯「蝶繞柳枝飛似絮」，描寫春風拂柳、蝶舞如雪；下聯「龜浮蓮葉狀如錢」，則見池畔蓮葉圓潤、浮龜嬉水，象徵祥瑞與圓滿，整體寓柔與剛、生機與靜謐之對映，構成清雅而富文人氣息的動靜之趣。 書體為溥儒所長的行楷，筆勢挺拔而節奏疏朗；字距間留白精妙，墨色濃淡自然轉化，畫面兼施設色，以沒骨法點染花葉，色彩柔麗而不媚，綠、粉、赭色互映，詩、書、畫三者渾然一體，充分展現溥儒深厚的書畫修養與典雅氣韻，其筆法中可見宋元氣息與明清書風的融會，尤以收放自如的筆勢與溫潤的墨韻，體現他「書中有畫、畫中有詩」的藝術理念。 師徒唱和的雅集歲月 本作上款「詠香女弟」即吳詠香，早年就讀北平藝專，師承溥儒，後與畫家陳隽甫結為伉儷，溥儒素重其才華，曾以「鷗波館」為其齋號，取趙孟頫與管道昇夫婦詩畫同修之典，1950年後，溥儒寓居台北臨沂街，吳氏夫婦亦居近處，師徒情誼更為密切。 據蘇富比拍賣紀錄，癸巳（1953）年夏，溥儒又為陳隽甫、吳詠香題書「小齋臨水，吟詩作畫，有好和之美」，該作於2020年蘇富比拍賣會上成交價為875,000港元，足見市場對其文人題詠書畫的高度重視與收藏價值。此件〈蝶繞柳枝・龜浮蓮葉〉對聯作於同年春，正屬這段往來最頻繁的時期，應為溥儒寄情弟子、雅贈詩友的代表之作，此中情誼與贈聯的文人互賞精神，呈現出戰後初期台灣藝壇中師友唱和的溫厚氛圍。 詩情筆韻的人文映照 此聯不僅是溥儒書畫融合之典範，更映照他在台灣書畫創作中的溫潤情懷與文人風度，詩意、筆意與人情交織，使作品兼具藝術性與時代的溫度，其題材清新、筆墨含蓄，展現文人以自然寄情、以筆墨言志的精神風貌，成為溥儒晚年最具詩意與人情味的書畫佳作之一，也象徵他將傳統詩書畫精神於台灣再現與延續的藝術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