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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1899-1983)五百強盜成佛圖

張大千(1899-1983);五百強盜成佛圖 設色絹本 1940年代 64.5x580cm 資料:《張大千: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08-109、298。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傳承有序的典範 《五百強盜成佛圖》卷,絹本,縱64.5公分、橫580公分,畫上未署名款識,惟於左右兩側可見「大千父」、「大風堂供養」二印,並有于右任題籤:「張大千摹敦煌壁畫,墨三仁兄存之,右任」,此件作品既是張大千敦煌時期的重要摹本,也承載了清晰的人物脈絡與歷史傳承。 藝術軌跡與傳承之路 1941至1943年間,張大千率弟子駐紮敦煌莫高窟兩年半,臨摹超過二百幅壁畫,本作應出於此時期或稍後完成,二戰後,他攜帶敦煌摹本先後於重慶、成都、南京等地展出,轟動藝壇,于右任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亦為近代書法大家,與張大千交情深厚,題籤應作於1940年代後期。 其後,此卷由張大千或經于右任題簽後,轉贈國府重要軍政人物顧祝同(1893–1987),題中「墨三仁兄存之」即指示流轉歸屬,由此推斷,此件作品應於1949年國府遷台之前,已歸入顧氏收藏,至1960年代,張大千已享譽國際,于右任成為近代書法宗師,顧祝同亦退居政壇元老,三人身份皆定格於近現代史,使本卷更具時代印記與「傳承有序」的典範價值。 川博本與長流本的藝術對話 「五百強盜成佛」故事見於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及北周第296窟,張大千所摹應屬後者,其內容敘述古印度喬薩羅國五百強盜被捕後遭挖目酷刑,佛祖憫其苦難,以神通治癒並說法渡化,終令其修成正果。 現存相同布局的摹本,四川博物院亦藏有一卷,與長流本相比,川博本色彩濃烈厚重,長流本則顯得清雅淡逸,由於當時參與臨摹的弟子畫師多達十餘人,即便依據同一粉本創作,最終仍展現出各具風貌的差異,兩卷作品均保留部分未敷色處,呼應敦煌原壁畫的留白效果;然而在原壁中,以石青、朱紅與墨色鋪陳之處尤為厚實,而兩卷摹本背景的淺石綠,則顯示出臨摹者的再創處理,這種在臨摹過程中的調整與變化,不僅重現了敦煌壁畫的神韻,也彰顯了張大千敦煌時期作品的再創精神與藝術價值。 敦煌傳承中的代表之作 此卷不僅保存了敦煌壁畫經典的宗教故事與圖像語言,更透過張大千的筆觸與藝術視野,將古代題材轉化為兼具現代感的再創之作,它既是研究敦煌藝術傳承的重要依據,也是理解張大千藝術風格演進及其國際影響力的代表性作品。

楊三郎(1907-1995)嘉義公園

(圖一)楊三郎(1907-1995);嘉義公園 油彩畫布  53x65cm (圖二)陳澄波(1895-1947);嘉義遊園地 油彩畫布 130.2 x 162.5cm;國立臺灣美術館典藏品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陳澄波與楊三郎的嘉義之約 嘉義,是風景畫家夢中的舞台,從舊城轉型的過程中,公園不僅是地景,更是歷史與記憶的容器;本主題以「嘉義公園」為共同出發點,邀請觀者走進兩位台灣近代繪畫巨匠——陳澄波與楊三郎——筆下的世界,看見他們如何以各自的視角與筆觸,書寫這片熟悉又深情的土地。 一處池水波光粼粼的公園,在兩人眼中,呈現截然不同的情感語彙: 1930年代的陳澄波,以鮮明色彩與幾何構圖,刻劃出都市化進程中的生命躍動;而戰後的楊三郎,則以光影層疊與自然筆調,沉靜地描繪風景背後的心靈流動。 陳澄波(1895–1947)與楊三郎(1907–1995),一位是日治時期本土油畫的旗手,一位是戰後台灣風景畫的拓荒者,兩人皆畢業於東京美術學校,回台後共同創立台陽美術協會,致力於推動本土藝術教育與展演制度,這份對於藝術的熱忱與理想,成就了他們跨越時代的精神交會。 儘管生命軌跡不同,兩人始終在畫布上展開無聲的對話,兩人雖未曾於同一時間描繪相同地景,但他們的作品,正如兩條交錯的河流,在台灣美術史的土地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跡。 陳澄波與楊三郎的藝術對話 在陳澄波的《嘉義公園》中,畫面以古榕盤根錯節為中心,枝葉覆蓋水面,水中鶴群與白鵝悠游其間,岸邊則見紅燈籠、曲橋與亭榭,人物隱現於林蔭步道間,構成一幅充滿生機與靜謐交錯的在地風景畫,他以鮮活的色彩與濃厚的筆觸,捕捉自然與人文交融的瞬間,呈現出對地方情感的真摯凝視,亦展現其融合西方構圖與本土風景的藝術語言。 相較之下,楊三郎筆下的《嘉義公園》是一幅內在寧靜的投射,他以戶外寫生的自然筆法,刻意排除人物,強化了畫家與自然之間無聲的對話,為觀者留下沉思與感受的空間,畫中水光與林影被轉化為情緒的載體,構築出簡約而深邃的詩意氛圍,構圖不求戲劇張力,而著重光影與色塊層疊所引發的情感共鳴,呈現出深秋暮色中溫柔靜謐的美感,其意境之深,足與米勒的《拾穗》、莫內的《睡蓮》比肩,堪為印象派經典精神的當代表現。

潘天壽(1897-1971)芭蕉梅竹金地屏風

潘天壽(1897-1971);芭蕉梅竹金地屏風 設色金箋 145x130cmx2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前言:筆墨立言的時代回聲 在二十世紀中國動盪的歷史進程中,潘天壽(1897–1971)以堅實筆墨為時代立言,他不僅是畫家,更是一位以文化為志的守望者;不僅書畫俱精,更以教育與理論奠定中國畫現代轉型的基石,面對民族危亡與文化交錯的時代課題,潘天壽選擇以松石為象、殘荷為言,筆底不見戰爭的硝煙,卻字字句句都是民族精神的挺立。 筆墨的靈魂:剛柔並濟的藝術語言 在這場特展中,我們特別聚焦他於抗戰與新中國時期的代表之作——一件風格獨具的金地屏風畫,這件作品分為左右雙幅,畫面由高低錯落的芭蕉葉、墨竹與紅梅交織而成,構築出一幅詩意盎然的冬令景象,翠鳥安棲其間,姿態靈動,彷彿一抹生機破靜而來,悄然成為整幅畫的視覺重心與靈魂所在。 此作尤為特殊之處,在於其筆墨與指畫的並用,潘天壽以傳統筆法施以「側鋒」「頓筆」等變化,搭配指擦、拍點等技藝,使畫面充滿節奏與張力,芭蕉葉筆勢剛健如斧劈,梅枝以枯筆與淡赭交融,既見剛勁骨架,也含柔婉韻味,整體肌理層層堆疊,尤其在金地留白的映襯下,更顯墨色厚重、氣象萬千。 畫作左幅的題跋,是潘天壽晚年書風的代表,筆意奔放中見沉著,書體融合篆、隸、草書之意,展現其「書畫同源」理念,亦與畫面相映成趣;題句「清格入品毫端」,深蘊畫家對書畫精神的理解——情感與人格融於筆墨之端,方能入品之列、臻於上乘;署贈對象為日本知名文化人物西園寺公一,亦見此作所懷之文化外交情誼。 文化的脊梁:堅守傳統與創新之間 在那個文化急遽轉型的年代,中國畫面臨西風東漸的衝擊與質疑,潘天壽堅持「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以竹、梅為象徵,重申人格與風骨的價值,他不拘泥於傳統技法,反而將指畫融入,開啟媒材與感知上的創造性實驗,為中國畫拓展出新的形式與美學可能。 金地的使用,不僅是一種視覺華美的處理,也象徵著儒道佛思想的深層交融,畫中的留白與墨色構成虛實之間的對話,道出東方哲學中「無為而成」、「有無相生」的精神風貌,整件作品不只是裝飾性的呈現,更是一場筆墨、思想與歷史的共振。 正如潘天壽所言:「畫竹不是學文人,是從石濤、八大山人來的。」這幅屏風無疑體現了他對文人畫精神的現代表述,大畫幅、大氣勢、大格局,是他對時代回應的方式;而筆與指的融合、書與畫的合一,更是他個人風格的集中體現。 觀賞此畫,不僅是進入一位藝術家創作的世界,更是重新凝視文化記憶的一次深刻旅程,潘天壽以筆墨為骨,以精神為魂,將「藝術即文化」的信念落實於紙上,在這片金光之中,我們或許能感受到那份穿越時代的力量——堅毅而沉靜,如孤松立雪,峻石迎風,為後世留下文化的脊梁與筆墨的靈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