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大千(1899-1983);五百強盜成佛圖
設色絹本 1940年代 64.5x580cm
資料:《張大千:長流美術館50週年紀念選》,藝術家出版社/長流美術館,2024年1月,p.108-109、298。
藝覽窗前——長流揀選佳構 (2025展期8月22日—10月26日)
傳承有序的典範
《五百強盜成佛圖》卷,絹本,縱64.5公分、橫580公分,畫上未署名款識,惟於左右兩側可見「大千父」、「大風堂供養」二印,並有于右任題籤:「張大千摹敦煌壁畫,墨三仁兄存之,右任」,此件作品既是張大千敦煌時期的重要摹本,也承載了清晰的人物脈絡與歷史傳承。
藝術軌跡與傳承之路
1941至1943年間,張大千率弟子駐紮敦煌莫高窟兩年半,臨摹超過二百幅壁畫,本作應出於此時期或稍後完成,二戰後,他攜帶敦煌摹本先後於重慶、成都、南京等地展出,轟動藝壇,于右任時任國民政府監察院長,亦為近代書法大家,與張大千交情深厚,題籤應作於1940年代後期。
其後,此卷由張大千或經于右任題簽後,轉贈國府重要軍政人物顧祝同(1893–1987),題中「墨三仁兄存之」即指示流轉歸屬,由此推斷,作品應在1949年前後國府遷台之際已歸顧氏,至1960年代,張大千已享譽國際,于右任成為近代書法宗師,顧祝同亦退居政壇元老,三人身份皆定格於近現代史,使本卷更具時代印記與「傳承有序」的典範價值。
川博本與長流本的藝術對話
「五百強盜成佛」故事見於敦煌莫高窟西魏第285窟及北周第296窟,張大千所摹應屬後者,其內容敘述古印度喬薩羅國五百強盜被捕後遭挖目酷刑,佛祖憫其苦難,以神通治癒並說法渡化,終令其修成正果。
現存相同布局的摹本,四川博物院亦藏有一卷,與長流本相比,川博本色彩濃烈厚重,長流本則顯得清雅淡逸,由於當時參與臨摹的弟子畫師多達十餘人,即便依據同一粉本創作,最終仍展現出各具風貌的差異,兩卷作品均保留部分未敷色處,呼應敦煌原壁的留白效果;然而在原壁中,以石青、朱紅與墨色鋪陳之處尤為厚實,而兩卷摹本背景的淺石綠,則顯示出臨摹者的再創處理,這種在臨摹過程中的調整與變化,不僅重現了敦煌壁畫的神韻,也彰顯了張大千敦煌時期作品的再創精神與藝術價值。
敦煌傳承中的代表之作
此卷不僅保存了敦煌壁畫經典的宗教故事與圖像語言,更透過張大千的筆觸與藝術視野,將古代題材轉化為兼具現代感的再創之作,它既是研究敦煌藝術傳承的重要依據,也是理解張大千藝術風格演進及其國際影響力的代表性作品。